新華報業“正義之勝”采訪組追訪開羅會議舊址
新華報業傳媒集團“正義之勝”開羅采訪組來到開羅會議舊址米娜宮(Mena
House Hotel)酒店，采訪酒店相關負責人。
酒店走廊里掛著當年三巨頭的合影，美國總統羅斯福(中)、英國首相丘吉爾(右一)和來自中國的蔣介石(左一)。
在埃及首都開羅，順著金字塔路一直走，來到著名的胡夫金字塔腳下，記者找到了米娜宮酒店(Mena House Hotel)。1943年11月下旬，中、美、英三個反法西斯盟國的首腦就在這家酒店舉行了代號為“六分儀”的會議，史稱開羅會議。從這次有中國參加的國際首腦會議上可以看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離不開中國。
新華報業視覺中心記者陳炳山吳俊攝
當年參會人數很多，酒店所有房間都住滿了人
“找不到任何一個其他地方還留下那么多關于開羅會議的記憶。”米娜宮酒店負責海外營銷的經理塔里克(Tarek)對酒店有關開羅會議的歷史頗有研究。10日上午他介紹說，在1943年11月，金字塔下的這片土地擠滿了美國、英國和中國的政要。周圍簡直成了一個兵營，連金字塔的頂上都安排了盟軍的防空觀察哨，以防備德國法西斯可能突然而來的空襲。酒店當時所有的房間都住滿了來開會的軍政要員，成了他們的辦公室。
塔里克的介紹與記者查閱的相關歷史資料可以互相印證。開羅會議是由多個雙邊和三方的正式、非正式及各個層級的會見、會談組成的，據后來曾經出任英國首相的哈羅德·麥克米倫記載，他當時在現場感覺開羅會議規模巨大，中國來的參會人員算少的，但“所有出名的英國軍官和美國軍官都出席”了。而據史迪威將軍的回憶錄記載，參加會議的人太多了，洗手間不夠用，甚至還出現爭搶。
為了迎接中國代表團，酒店擺放了一對大花瓶
“開羅會議第一個首腦會議就是蔣介石和丘吉爾兩人的雙邊會談，因為當時羅斯福還沒到。”記者找到預約好的酒店銷售部高級經理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他熱心地領著記者上樓參觀開羅會議巨頭們開會的地方。
二樓中庭對著哈里里餐廳的門兩邊，各擺放著一個一米來高的巨大的彩色瓷花瓶，上面的圖案是中國瓷器常見的牡丹和侍女。阿卜杜拉說，酒店的裝修風格是土耳其的摩爾風格，這一對花瓶是1943年為了迎接中國代表團而特意增加的“中國元素”，以此來表示對中國的敬意。
“這里就是當年召開開羅會議的地方。”阿卜杜拉帶著記者來到3樓的“四行詩”(AL RUBAYYAT)餐廳，餐廳得名于波斯著名詩人奧瑪·海亞姆(Omar Khayyam)拿手的四行詩(類似于中國的絕句)，在餐廳的墻上，記者發現還寫有一首奧瑪·海亞姆的四行詩。
阿卜杜拉告訴記者，與1943年召開開羅會議時候比，酒店相關會議室和客房裝修風格沒有變，大多保留了20世紀時的原樣，雖然絕大部分桌椅等可以移動的設施都換過了，但走進酒店的感覺和72年前沒有太大的不同。
蔣介石認為開羅會議是中國“空前的勝利”
酒店有一間房號為632的房間，門邊上寫著“Churchill suit”(丘吉爾套房)，這是開羅會議召開時丘吉爾下榻的房間，目前房間仍然對外營業，雖然房價高達每晚1400—2000美元，但還是有很多人慕名而來。記者上午采訪時，房間里正住著一對前一晚在此結婚的夫婦。當天晚上，等這對新人退房后，記者在酒店工作人員Anwar Mahady的陪同下，終于看到了這個丘吉爾住過的房間的真容。
丘吉爾住過的這個套房，一進門就可以看到一張書桌，Anwar告訴記者，這張桌子是土耳其匠人的杰作，當年丘吉爾就在這張桌子上辦公。而桌子正對著的是客廳，在客廳的墻上掛著三巨頭“three big”的3張放大照片。照片上蔣介石面帶微笑，表情輕松，也許是因為開羅會議明確要求日本將攫取中國的臺灣、澎湖列島、東北等交還中國。他后來在日記中稱這是“空前的勝利”。
會議上曾討論香港回歸問題
不過，香港問題卻沒能在這次會議上解決。在米娜宮酒店，記者巧遇了一群住店的中國客人，他們都知道開羅會議，但都不知道這里就是開羅會議召開的酒店。來自香港的變臉藝術大師韋瑞群聽記者說，在開羅會議上，不僅宣布要把日本侵占的中國的所有領土，包括臺灣、澎湖列島和東北等地交還中國，還曾經討論過要把英國占領的香港也交還中國，不禁感慨祖國從殖民地半殖民地歷史中走出來的重要一步竟然發生在這里。“香港早就該回歸了，就算到1943年，也被外國占領超過100年了。”但遺憾的是，當時的國民政府還沒有足夠的實力從沒落的老牌帝國主義英國手中收回香港。蔣介石只能忍氣吞聲，在日記中痛罵英國不愧為帝國主義之楷模。
米娜宮酒店對著金字塔一邊的門外，是一片如茵的草地，這里被稱為丘吉爾花園，當年丘吉爾下榻在這間酒店，并且在酒店里會晤了美國總統羅斯福和當時中國戰區總司令蔣介石，三巨頭有多張在戶外草地上的照片，就是在這里拍攝的。酒店工作人員一一指給記者，當年拍照時蔣介石、宋美齡，以及羅斯福和丘吉爾各自的位置。在花園的一頭，有一棵矮些的椰子樹，與酒店院子里隨處可見的高大椰子樹明顯不同。阿卜杜拉告訴記者，這棵樹是韓國人前年剛剛栽下的。在樹下，記者找到了一塊石碑，碑上用英文和韓文分別刻著“開羅會議紀念碑”“紀念開羅會議70周年”的字樣，落款是2013年11月27日。“過一段時間，韓國就會派人來酒店，重新種下一棵椰子樹，重新立一塊石碑，刻下最近一次栽樹的時間。”阿卜杜拉說。
記者查閱蔣介石日記和相關專家的研究，發現在開羅會議上，美英中三國探討聯合對日作戰的計劃，有些問題很具體，比如緬甸作戰英國海軍如何配合，再如日本占領下的朝鮮半島戰后交給哪個國家管理。在朝鮮半島的戰后歸屬問題上，當時中國明確主張朝鮮半島的命運應該由他們自己主宰，中國的態度促成了《開羅宣言》中明確宣示：“我三大盟國稔知朝鮮人民所受之奴隸待遇，決定在相當時期，使朝鮮自由與獨立。”這簡單的一句話，極大地鼓舞了朝鮮人民獨立的信心和決心，也是朝鮮獨立的法理依據。
知名近代史專家、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現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陳紅民教授認為，當時蘇聯出于戰略選擇的原因，在其對日態度沒有明朗化的情況下，中國受邀與美國、英國一起探討對日作戰和戰后安排，說明世界反法西斯聯盟對中國的倚重。開羅會議上，羅斯福和丘吉爾對蔣介石都是很尊重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英美首腦對蔣介石個人有特別的好感，而在于世界反法西斯大業離不開中國。如果不是中國堅持抗戰，拖住了那么多的日本法西斯軍隊，亞洲和太平洋戰場的格局不可想象。他認為，這充分體現了世界對中國人民抗戰的勇氣決心和中國在抗戰中付出巨大犧牲、作出巨大貢獻的尊敬。
新華報業全媒體記者陳炳山吳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