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對中國現代史影響特別巨大。1937年全面抗戰之后的八年，對中國現代史來說最為關鍵。這一時期，中華民族遇到了空前挑戰，面臨亡國的巨大危機。它是中華民族在其近現代歷史中發展的最低點，也是中華民族由衰轉盛的一個歷史臨界點，對中國人的心理、文化、精神影響非常深遠。
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正是抗戰把國人的現代民族國家的意識普及到社會的基層。在觀念和思想上，中國人從城市到鄉村、不同的階層和不同的社會群體都凝聚了民族的意識。抗戰期間出現了很多著名的文藝作品，就是因為它把中國的現代民族意識一直深入到普通人心中。在中國近現代，國家意識對縣一級以下的村莊的人來說并不是很強烈。日本人的占領給了中國社會巨大壓力，亡國的現實危險讓每個炎黃子孫都有切膚之痛。中華民族的現代民族國家意識到這個時期完成，中國終于凝聚成一個完整的現代民族國家。
傳統社會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轉型是很艱難的，必然經歷復雜的過程。抗戰對中國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點，其意義怎么估計都不為過。中華民族從鴉片戰爭以來就呈現出下降的趨勢，直到抗戰時期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到了歷史的臨界點。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由盛轉衰，衰到極點，然后就由衰轉盛了，從此中華民族走的就是上升的道路。
中國現代化轉型的過程非常艱難。日本是個島國，其現代化走向了擴張的道路，其轉型的時間其實是跟中國相差不多，就是在19世紀中葉。日本向西方學習獲得了很大的發展，轉型相對順利。但是，中國地大人多，傳統的結構太復雜，轉型不是很順利。日本轉型走向了侵略和擴張的不歸路，在東亞、東南亞發動戰爭，欲稱霸世界，最終遭到了挫敗。
中華民族走的路是光榮的現代化之路。我們從來沒侵略過其他民族和國家，從這個意義來講，中華民族奮斗的歷史是光榮的。抗日戰爭就更凸顯了中華民族在人類歷史上的獨特地位。我們的國家主權從來沒中斷過，我們從沒有去侵略過其他國家、殖民過其他民族。現代的民族國家分幾種：一種是被其他國家侵略而亡國；一種是沒轉型就被其他國家殖民，到了20世紀中葉之后才獨立；還有一種就是轉型成功了就去侵略別人。日本轉型成功，就去把朝鮮半島占了，把中國的臺灣也占了，在二戰的時候，想要稱霸整個世界。它轉型成功，跟西方一樣走的是擴張道路。中華民族現代化轉型有個獨特的地方就是，雖然面臨危難，但從來沒有亡國，國家主權從未徹底喪失。現在中國轉型走向了復興之路，發展的路都是中國人民艱苦奮斗的結果，中國人從來沒有想去侵略人、壓迫人。
我們的轉型、我們的現代化在國際上是沒有負債的。中國的現代化在道義和倫理方面是有優勢的。這個優勢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和而不同，就是尊重其他國家。我們不是侵略擴張，而是尊重其他國家，文化上具有一種更高的智慧。中國就要求和而不同，和平共處，不強加于人。
二是以德報怨。抗日戰爭其實也是凸顯了中國以德報怨的品質。日本侵略者對中國人這么兇殘，但在中國的日本孤殘兒童受到了中國老百姓和中國社會的廣泛關照。日本人到今天仍然滿懷感激，就說明中國人具有一種以德報怨的精神，是一種人道的關懷。
三是扶弱抑強。中國始終和被壓迫的人站在一起，始終和弱者站在一起。和世界上的弱者一起奮斗，是現代中國的關懷所在。從魯迅先生就翻譯弱小民族的文藝作品，直到20世紀中葉以來和第三世界人民之間的情誼都說明了這一點。
和而不同、以德報怨、扶弱抑強是中國現代奮斗的光榮。中國現代化最大的優勢就是，我們沒有任何對世界的歷史欠賬。日本對東亞各國都有歷史的欠賬。像日本侵略朝鮮半島，給當地人民造成了深刻的歷史傷痕。反對日本工業遺址進入非遺最強烈的就是韓國。中華民族在挫折中奮起的歷史是光榮的，是和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的現代化其實是光榮的現代化。五四以來，從文化這個角度我們好像很自卑，認為我們有很多原罪，有很多不文明之處。像五四那些先驅者全面反傳統，對中國傳統“國民性”徹底否定，現在看有歷史的局限性。我們的現代化起步晚，擺脫傳統社會的局限比西方晚。其實西方傳統社會也經歷過這樣的過程，但他們現代化比我們早，所以我們有一種把時間差誤以為是空間差的原罪意識。但是從抗日戰爭看，中華民族的現代化有光榮的一面，也把我們傳統文明的光輝凸顯出來了。過去我們反思中華民族有很大的歷史負擔，有所謂“國民劣根性”，覺得日本人比我們強大，把我們都打垮了，因此有一種“原罪意識”。我們要超越這種意識。原來都說中華民族由于落后、由于愚昧封閉而有原罪。其實中華民族是沒有原罪的。我們民族的歷史是光榮的歷史。不是說被人打敗了就是屈辱的。雖然說受到了挫折，但最終贏得了勝利。我們經歷的過程對世界沒有任何愧疚，對人類沒有愧疚，而是以中國的奮斗證明了中國歷史光榮的一面。中華民族的現代化不是我們的負資產，而是我們的正資產。
抗戰時期的思想家像馮友蘭、李長之和五四時期的思想家如魯迅、胡適等都不一樣。中國在抗戰時期的表現出來的高貴品質，反而凸顯了中國傳統的光榮。像馮友蘭在抗戰時寫的《貞元六書》，核心的思想是貞下起元，就是到了最低點的時候就開始往上走了。那個時候國民政府搬到了重慶，中國大半領土都被占領，這個情況不會再有。抗戰時期的思想家和五四時期的思想家都有貢獻，但是抗戰時期的思想家講中國人的高貴、中國人的勇敢自信。我們的高貴自信在倫理上是比日本強大的，在倫理上和價值觀上是有優勢的，我們的民族精神是輝煌的。中華文化畢竟是東亞文化的源頭，其文化有很強的自信力，這種自信力經過抗戰這樣艱難的過程都沒有垮掉。李長之當時的名著題為《迎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的興起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這為中國的發展、為中國人為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提供了歷史的條件。抗戰是中華民族光榮的一頁，也是中國文明新的起點。其意義是非常巨大的。
馮友蘭先生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中對抗戰勝利的意義有深刻的表述：“我國家以世界之古國，居東亞之天府，本應紹漢唐之遺烈，作并世之先進。將來建國完成，必于世界歷史，居獨特之地位。蓋并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曠代之偉業，八年之抗戰已開其規模，立其基礎。今日之勝利，于我國家有旋乾轉坤之功。”
我們應該在前輩奮斗的基礎上，把國家帶到更高的平臺，為世界和人類作出更多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