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犧牲最大、波及人口最多、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戰爭。中國人付出了巨大代價，這場戰爭也給中國歷史帶來巨大轉變，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從大歷史視角觀察，日本1931年之后對中國的侵略，是繼1894年甲午戰爭后第二次打斷中國現代化進程。這是中國歷史的悲劇，也是中國現代化發展如此坎坷曲折的外部因素。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的這場不義之戰，其最后結果，不僅讓日本吐出通過《馬關條約》所獲取的利益，讓日本成為被遏制、被改造的對象；更重要的是，中國通過這場戰爭，迅速完成現代國家再造，開啟中國歷史新篇章。
近代之前，中國是“東亞秩序”的盟主，也是工業革命發生前世界經濟最富庶最活躍的地區之一。工業革命給中國既有發展軌道帶來極大沖擊，但中國沒有放下身段介入全球化競爭，沒有完成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中華民國的建立雖然從一盤散沙、混沌狀態向現代國家建構邁出了很大一步，構建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家，但是作為一個合格的現代國家，在世界觀上，中國不僅要從“天朝上國”走出，而且必須要以平和心態融入世界，積極介入世界事務，積極履行一個大國應承擔的責任。從這個視角觀察，不論是1931年前，還是1937年前，中國做得顯然很不夠。直至中國戰場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場的一個組成部分，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中美兩個大國攜手合作，法西斯與反法西斯僵持格局被打破，中國內部也因此發生巨大改變；過去100多年與世界的別扭迅速消解，中國迅速重回世界中心，成為戰后秩序的安排者、協調者、受益者。這是巨大的歷史變化，也是抗戰留給中國的偉大精神財富。
在抗戰爆發前，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具有多種選擇，具有嚴重的不確定性。在器物層面，中國人向西方已經學得不少了，但是在制度、文化層面，尤其在政治方面，中國人在戰前幾十年一直處于激烈爭論中，特別是蔣介石領導完成北伐，重建統一，中國需要一個什么樣的政治制度，又陷入空前困惑、爭議中。主流看法以為中國無法像西方民主國家那樣建構一個相互制衡的政治架構，中國面臨復雜的建設任務，因而需要強有力的政治領導人。回望戰前中國思想界，為了塑造強有力的領導人，不惜崇拜法西斯，以為法西斯是衰退社會中的一服興奮劑，是當時中國最需要的思想武器。假如不是戰爭爆發，中國極可能沿著威權政治道路繼續狂奔，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很可能成為中國國家發展的指導思想。
抗戰爆發，打亂了國民黨、蔣介石的“頂層設計”，威權、極權、法西斯主義政治訴求漸漸被歷史拋棄，“抗戰建國”不期然成為全國人民的共同訴求。
在國共兩黨共同推動，各黨派積極參與下，中國在抗戰如此艱難的間隙，達成民主憲政的目標訴求，通過國民參政會創設“憲政期成會”，最大限度容納各黨派、無黨派，凝聚共識，修改憲法，促成憲政。那時的中國，不論重慶，還是延安，在政治改革、憲政建設上，國共兩黨處于競賽狀態，兩黨憲政路徑有不少差異，但兩黨在那個時代確確實實在進行憲政嘗試，中國從來沒有像抗戰時期那樣充分認同全人類的共有價值，愿意為抗戰建國、民主憲政存小異求大同。
抗戰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通過抗戰，中國一舉扭轉過往100多年邊緣化趨勢，重回世界中心。中國從來沒有像1945年那樣，與世界如此緊密、契合，融為一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