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30日日軍占領博山，其目的主要是掠奪煤炭資源，為了達到長期統治、長期掠奪的目的，日軍一方面建立偽政權，鞏固其反動統治，一方面發動武裝進攻，不斷地向城郊及鄉村擴大其勢力范圍。
那時博山仍沿用事變前的舊行政區劃，共分7個區，敵人勢力所及的僅有一、二、三、六區，四、五、七區為我抗日軍民所控制。敵人為了便于統治，將原有的七個區劃分為三種地區，即敵占區稱“治安區”，邊緣區稱“準治安區”，對解放區則誣稱為“匪區”。敵人為了鎮壓人民群眾和抗日武裝力量，不斷聯合偽軍，向我四、五兩區的下莊、北博山、盆泉、石馬、崮山、源泉一帶，以及博萊交界的青石關、樵嶺前、樂瞳等處，進行“清鄉”掃蕩，敵人所到之處，除搶掠財物、燒毀民房、槍殺無辜外，每次掃蕩都抓捕許多百姓，大部分都是青壯年，有一部分是抗戰家屬，他們被捕后全部羈押在憲兵隊。
敵人也知道逮捕的群眾中，并沒有共產黨或八路軍，不過是用捕人這種手段來震懾群眾罷了。由于敵人逮的人越多，背的包袱也越重，他們為了減輕負擔和欺騙社會輿論，便指使偽縣公署成立所謂“感化院”，把被捕人員送該院“感化”一番，時間二至三個月不等，期滿準予取保釋放。
所謂“感化”，就是敵人以中日親善，王道樂土，共存共榮等無恥讕言，來泯滅人民的抗日愛國意志，以達到其侵略中國之目的。
偽博山“感化院”成立于1940年舊歷8月間，地址設在北亭子原怡園小學校址。“感化院”成立以后，其工作人員是由敵人在掃蕩時抓獲的無辜百姓中，有點文化程度的，被感化釋放后來擔任，即所謂“以華治華”的辦法來進行“感化”。其實質就是進行奴化教育，灌輸奴化思想，使人們服服貼貼當順民，被捕人員經過“感化院”這道關口，才能獲得釋放。
“感化院”的科目沒有固定教材，也沒有勞動任務，每天只有早晚操各一次，其他時間請偽組織人員進行“精神講話”，講課人員有偽縣長曲化如，偽教育科長王柏垣，博山道院院長馬季平，以及常務理事等。這些人每周輪流前往講話一次，其內容大都是講“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規勸“改惡從善、甘做順民”。另一方面又大講建設大東亞共榮圈，實現中日親善，經濟提攜，共存共榮，加強日、德、意三國軸心聯盟，實行和平返工，建設東亞新秩序，通篇都是法西斯的反共讕言。
被捕人員在院期間，敵人還搞了些偽善措施來收買人心，如家屬可以隨時到院探望，在院期間的生活費用全部由院方供給，理發、洗澡、醫藥等費用由院方統一支付，釋放時沒有鞋襪的或沒有路費的均由院方資助補給。所有這些伎倆只不過是敵人的一種欺世盜名的手段，為他們的侵略行徑涂脂抹粉。
該院第一批人員行將期滿時，日本憲兵隊向偽縣長曲化如提出要求，被釋人員每人需填寫“悔過書”一份，印刷成冊，定名為《懺悔錄》。書的內容開頭是偽縣長曲化如的序言，其內容都是對日寇的歌功頌德，對共產黨的造謠誣蔑。
被釋人員的“感化”期限分為甲、乙、丙三等，甲等三個月，乙等兩個月，丙等一個月（多系病殘）。釋放時除每人要寫一份違心的《悔過書》外，還由院長張煥宸簽章填發“結業證”一紙，可以代替“良民證”使用，出入城關不受阻攔。
該院自成立起，前后共“感化”80多人。后來由于日寇外強中干，兵力薄弱，戰線太長，顧此失彼，無力搞此“感化”，又加經費不足，商會也無力負擔，偽縣長曲化如呈準憲兵隊同意停辦。該院于1941年陰歷6月間，將在院人員全部釋放，工作人員趕辦結束。
日軍占領博山后，日偽政權在其直接統治的學校中進行奴化教育。他們利用一些舊知識分子和一部分老塾師，教讀經書，貫輸“山東是孔孟桑梓之鄉，文化發祥之地……”提倡舊禮教，恢復舊道德。待敵人政權初步安定之后，日軍的宣撫班，首先在考院小學舊址設立新民塾一處，招收學齡兒童一班，約30人左右，以識學和學習日語為主，進行教學，這是敵人進行奴化教育的開始。
隨著日偽統治政權的開展，偽博山縣公署的民、財、檢、教、警等組織機構也相繼成立，對文教事業也開始著手建設。于1938年首先在城區的報恩寺、考院等處設立小學校，開始進行奴化教育。在課程設置上，除國語、算術和修身之外，并增設了日語一科，規定為學生的必修課程；每周有精神講話一節，貫輸奴化思想，為政治課程。在教育內容上，一方面宣揚“尊孔崇孟”，并以修身治國平天下和“四維八德”來束縛學生的思想；另一方面主要是宣揚“中日親善、共存共榮”。日軍還把侵華行為說成是“親善政策”，把侵略我國說成是建設“王道樂土”，把侵略亞洲說成是“建設大東亞共榮圈，建設東亞新秩序”。強調“同文、同種，中日滿是一家”。實行“共同反共”，誹謗蘇聯和中國共產黨，污蔑共產主義為異端邪說，聲言不適于中國的社會制度，不適于中國的國情。
除此之外在常識和藝體科中，也滲透著奴化思想。如歷史科，宣揚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后的國富民強，并對學生進行所謂“忠君報國”的奴化思想教育。把掠奪我國的資源，說成是幫助開發經濟。在體育科中，也以軍訓的形式，用日語喊口令，學習“擊劍”、“劈刺”，練習“新民操”等，來宣揚“武士道”精神。在音樂科中，也是靡靡之音，如“何日君再來”、“妹妹我愛你”、“滿洲姑娘”等意志消沉的黃色歌曲，從思想上麻醉青少年一代，消磨他們抗日愛國的意志。
日本人不僅對學生進行奴化教育，對教師也不肯放過，在其吸收的教師成員中，包括一部分老塾師、秀才、舊職員和一部分喪失民族氣節，甘身事敵的青年教員。每年放暑假期間，組織“教師暑假講習會”，除有形式上的業務科目外，主要是進行所謂“思想肅整”，由日寇顧問擔任講師，進行反共反人民的思想教育。此外每年輪流抽調一部分教師參加山東省小學教員訓練班，進行反動封建文化、中日文化交流等反動理論層次較高的奴化教育。同時為了訓練日語教員，還抽調一部分教師，專門學習日語，一面擔任日語課，一面對學生進行奴化教育，企圖使師生永遠做日寇的奴隸。
為了在學校中加強組織和進行奴化教育，并進行反動宣傳，在偽新民會的主辦下，在各小學都建立了“新民少年隊”，由日軍顧問、漢奸、翻譯等，經常進行“精神講話”，宣傳“圣戰必勝、武道長久”，“德、意、日軸心國強盛”，并組織學生看有關法西斯侵略戰爭的影片等，從此來毒害青年一代。
日軍進行奴化的方法很多。1938年1月，博城淪陷后，日本侵略軍電影隊在詠仙樓放映日本片。1941年，日本侵略軍從偽北京電影公司調來一個電影隊，使用35毫米提包機到各礦井放映，進行奴化宣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