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學生領袖到“擴軍司令”
再到經濟學家的一生
--憶原魯西南第五專署專員管大同
安 生
1913年4月20日，管大同出生于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家有耕地4畝，父母親都務農，有時搞點手工業以維持生計。家有兄弟姐妹5人。管大同13歲時在本村以優異成績讀完高小，后因家境困苦而輟學。14歲，由他在濟南當醫生的叔父介紹到了濟南一家醫院當了一年學徒。
在學生運動的舞臺上
16歲時，管大同由叔父接濟，考入了濟南山東省立第一中學。這個時候，他除讀書外，還參加了進步的學生運動，并且開始學習寫文章，有些文章在那時的報紙和校刊上發表過。這期間，他初步接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愛國主義思想。他認識到：在黑暗如磐的舊中國，只有奮起反抗才是青年人的唯一出路。他積極參加反對封建迷信和婦女纏足、堅決抵制日貨等活動。由于他經常帶頭向腐敗的舊社會進攻，在學生界很出名，以敢于反抗的“學生頭”嶄露頭角。1930年他考入高中后，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思想更傾向革命。在這個大動蕩的時期，國內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以及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對華的侵入，都達到十分嚴重的程度。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舉國鼎沸，群情激奮，濟南市學生界首當其沖。為了統一行動，成立了濟南市學生聯合會，管大同被選為主席。他不但組織學生罷課、游行，還同一部分學生參加了南京示威活動。到南京前，一路上幾次被阻，經過多次斗爭才到達南京。他們同北平、上海學生一起砸了國民黨的外交部和軍政部，接著又到了總統府，管大同作為濟南市學生代表和其他代表一起，當面痛斥了蔣介石。管大同在這次斗爭中鍛煉了革命意志和膽略。但是，由于他積極參加學生運動，被校方開除。
1933年春，管大同來到北平上學，開始在北京大學歷史系旁聽，1935年考入中國大學經濟系。中大有不少進步教授和教師，如李達、黃松齡、張友漁、齊燕銘等。他們對當時的進步學生有著重要的影響。在斗爭和學習中，管大同認識到：為喚醒千百萬勞苦大眾，必須拿起宣傳武器。他和其他同學一起創辦了《現實》、《抗戰日報》等報刊，他廢寢忘食地學習馬列主義，為這些刊物撰稿、油印，經常工作至深夜。白天，他和中國大學的其他進步學生骨干段君毅、楊易辰、任仲夷等人積極參加游行示威、演講散發傳單和為進步刊物撰稿。他先后參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和“六·一三”運動。在“一二·九”運動中，他和楊易辰擔任領隊。管大同在火線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被選為黨的北平社聯中國大學小組負責人、北平學聯常委。1936年6月下旬，管大同和清華大學代表郭健代表北平學聯到了天津，又同天津學聯代表一同到了南京，找到南京學聯代表狄超白。學生代表們聯合上海各界救國會的代表沈鈞儒、沙千里、史良等社會賢達，向國民黨二中全會提出要求：停止內戰、團結抗日。他還參加新聞界的招待會，發表了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聲明。
“七·七事變后，北平淪陷，日寇又把鐵蹄伸向華北各地。管大同與其他同學一起組織平津流亡學生撤到山東。行至山東掖縣虎頭崖，山東軍閥韓復渠的士兵不準學生上岸，幾百名平津學生露宿街頭，浸泡在潮水之中，后經力爭，方準上岸。隨后，管大同受黨的派遣，奔赴魯西聊城，結束了火熱的學生運動生活，開始組織抗日武裝斗爭。
在革命戰爭的舞臺上
管大同投身到抗日斗爭之后，一手抓槍桿子，一手抓筆桿子，文武結合，抗日救亡，開始了新的革命生涯。1937年到1940年，管大同帶領部分平津學生，在黨的領導下，到山東壽張縣發動群眾，組織抗日武裝，建立了壽張縣抗日政府，管大同任縣長。先后成立了縣特工大隊和縣武裝支隊，在魯西一帶，殺日寇、奪槍支、擴武裝。1938年組建了平原縱隊，管大同任司令員。這支部隊活躍在津浦鐵路上，打列車，拔據點，日寇惶惶不可終日，懸賞重金要管大同的首級。1939年5月，部隊奉魯西地區黨委指示，將一部分武裝改編到八路軍115師和泰西八路軍第6支隊，管大同任副司令員，參加了泰肥山區的戰役，在長清地區大峰山一帶擴大武裝。由于他在擴建抗日武裝方面貢獻較大，羅榮桓同志稱贊說：“沒想到你這個秀才，還是一個擴軍司令。”
管大同一面緊握槍桿子，一面不忘用手中的筆桿子宣傳抗日。這期間，黨組織在聊城創辦一所政治干部學校，校長張郁光，教務長齊燕銘，集齊魯抗日英才而育之，培養了不少抗日干部。管大同任聊城政治部宣傳科長，經常到學校宣講革命道理。另外，還創辦了《抗日戰報》，總負責人是齊燕銘。管還創辦了一個刊物名叫《戰地文化》，并建立一個宣傳隊和劇團。1940年5月，魯西地區成立魯西行政公署，主任是肖華，副主任是段君毅，管大同調魯西公署主管文教工作，隨后任魯西南第五專署專員。這期間，管大同創辦了新民主劇團，建立了新民主出版社，出版了新民主刊物，還主持編寫了解放區中小學教材。在革命根據地，管大同為了激發人民抗日斗爭的情緒，加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民主抗戰的方針，寫了不少文章，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當時冀魯豫地區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1946年至1948年，管大同肩負黨的重托，調任北平軍調處執行部黃河小組中共代表、解放區救濟總會中共代表。在談判桌上，他戳穿了敵人假救濟、真肥己的本來面目，常使敵人瞠目結舌。在這期間，他隨同周恩來參加了黃河問題的國共談判，在南京梅園新村，在上海周公館，受到周恩來的親切教導。周恩來曾和他談起了解放后的經濟建設的設想：如何鏟除外國資本，如何保護民族工商業等問題。這次談話，使管大同深受教益，對他解放后從事經濟工作起到了指導性的作用。這次談話，長達4小時，給他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回憶。1947年，他隨同董必武任解放區救濟總會駐天津代表。他利用代表身份，來往于津滬之間，在宋慶齡的直接幫助下，為解放區運送了大量救濟物資，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的任務，得到周恩來、董必武的肯定和好評。1948年，管大同調任華北財辦出入口管理委員會主任，從此轉到經濟戰線，踏上了新的征途。
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舞臺上
1950年1月到1954年4月，管大同調任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黨委委員、外資企業處處長。他為肅清外國資本、鏟除帝國主義在我國的經濟勢力、保護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做了大量工作。這期間，他參加了有關外資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政策的制訂。
1954年5月，管大同調任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1978年后改為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常務副局長、黨組副書記，并被選為國務院財貿黨委委員和國家機關黨委委員、全國物價委員會委員、國際貿易促進會委員。從此之后，他一直戰斗在工商行政管理的戰線上，嘔心瀝血30年，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在工商行政管理戰線上，他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從典型事例入手，剖析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他利用工作之便和工商界人士交朋友，宣傳黨的政策，談改造的意義，論改造之前途，深為工商界人士所稱贊。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是中國革命的一個新課題，也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個創舉，無經驗可循。為了尋找答案，管大同經常帶領一些同志到全國各大中小城市進行考察，召開座談會、現場會，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后，為黨中央正確制訂這方面的政策、方針，提供了理論根據和事實依據。
在五、六十年代，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很活躍，很有成績。1965年，管大同在一次國務院會議上做了加強工商管理、搞活市場的專題報告，受到周恩來總理的親切勉勵和充分肯定。
在十年動亂中，他是被打倒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當他目睹他親手組建的工商行政管理機構和制度被徹底破壞，而正常的集市貿易被關閉禁絕，經濟處于蕭條時，他十分痛心地說：“這是倒行逆施，誰這樣搞，誰就要受到歷史的懲罰。”他在被罷官強迫勞動期間，仍不忘潛心鉆研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和經濟理論，表現了一個革命戰士和學者的高風亮節。
粉碎“四人幫”后，工商管理工作逐步得到恢復。這期間，他親自領導了工商行政管理系統的正本清源、撥亂反正工作。在1978年召開的全國財貿工作大會上，他任中央代表團秘書長。在工商系統的分會上，他宣布了經黨中央、國務院批準的國家工商管理總局的正式成立。管大同為恢復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重新進行組織建設，付出了最后的心血。
管大同作為黨在實際經濟工作中培養起來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受到黨的重視和中央領導同志的關懷。1961年中央領導同志在中南海接見幾個中央各部門會議的代表時，周恩來總理拉著管大同的手，向毛主席介紹，稱贊管大同的文章寫得好。1964年，周總理再次稱贊他向中央寫的工作報告，曾批示：“很好，很重要。”
管大同除了著書立說、撰寫文章外，還經常去中國人民大學講授有關社會主義經濟的課題，與師生共同探討。此外，他還時常應邀到中央黨校、北京大學、北京政法學院、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單位做有關經濟政策問題的報告和講話，受到同志們的歡迎。1964年，他以中國經濟學家的身份出席了在北京召開的世界科學討論會，向全世界介紹了新中國在改造資本主義經濟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同年，管大同還曾率領中國經濟專家代表團（管任團長）訪問、援助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授予他勛章，感謝中國經濟專家對柬埔寨的援助。
日本出版的《名人大辭典》中把管大同的名字和學術成就收錄在內；英國出版的一部《名人辭典》中也收錄了管大同的名字和簡歷。管大同去世后，美國的報紙報道了他去世的消息。
從一位出色的軍事指揮員變為一位杰出的經濟學家，這在全世界的經濟學家成長史上是罕見的。這或許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品格：既要推翻一個舊世界，又要建設一個新世界。
（作者系經濟日報社編輯、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