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5日，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天。
這天，八路軍129師先遣縱隊，在山東茌平縣琉璃寺（又名劉萊寺）和日本侵略軍遭遇，整整激戰了一天。
黃昏，激烈的槍炮聲逐漸停下來，陣地上寂靜得很，偶然從樹上落下一個干枝也會引起人的警覺……
我堅守在琉璃寺西門的前沿陣地上，細心地觀察敵人的動靜。突然，司令部的通訊員悄悄地爬到我的身邊，低聲傳達李聚奎司令員的命令，要我“立即回指揮所去接受任務。”我默默地想：“很可能是司令員叫我帶一個小分隊，乘夜色降臨之際，繞到敵人的背后突然給敵以猛烈襲擊，牽制敵人，掩護我縱隊和魯西區黨委機關轉移。”
我從前沿陣地來到指揮所，還沒見到縱隊首長，就被哥哥伊坪叫住了，哥哥親切地拉著我的手，那股熱情和喜悅勁，真叫人難以形容。哥哥說：“我這里還有幾個雞蛋和兩張餅，你趕快填飽肚子，準備馬上掩護部隊和機關轉移。”正當我邊吃邊喝的時候，李聚奎、劉致遠、王幼平等首長和區黨委的張霖之、趙 、朱則民等領導同志都走過來了。李司令一邊叫作戰參謀打開地圖，一邊用手指向孫繼先司令員的津浦支隊駐地方向說：“趙曉舟同志，你帶一個連掩護區黨委機關轉移，經許樓（津浦支隊駐地）向總集合場行動。”
“堅決完成任務！”我堅定地回答，然后向司令員行了個軍禮，迅速離開了指揮所，向區黨委駐地奔去。
部隊和區黨委機關人員都行動起來了。從琉璃寺的寨門出來，向許樓方向前進。張霖之和哥哥伊坪等依次乘馬，直向許樓方向奔馳而去。不一會，敵人的騎兵、裝甲部隊從許樓以東壓過來了，一場激烈的戰斗就要開始了。我立即指揮部隊掩護機關轉移。有的來不及轉移的同志又折回王永民璃寺寨內，有的按照指定的方向，化整為零，向總集合場勇猛地前進，怎能料到，這竟是我和哥哥的最后訣別！
我們家鄉在河南郾城縣城內崇圣祠街，一家人全靠父親當私塾教師過活。哥哥1910年7月23日生，1918年，入郾城縣立高等學堂求學，1924年7月夏畢業。同年秋，經族叔資助，保送入北平的馮玉祥陸軍第11師軍官子弟學校——育德中學上學。在學校他結識了彭修道（即彭雪楓）等進步青年。育德中學被迫解散后，哥哥和彭雪楓等轉入北平匯文中學繼續讀書。1925年經彭雪楓介紹，哥哥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年轉黨。
1927年初，哥哥從北京回到郾城。在郾城黨組織的領導下，開展革命活動。當時是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時期，為了開展農民運動，迎接北伐軍的到來，哥哥同田方、蔡永齡、趙洗白、張光灼、寧香山等共產黨員在郾城城內辦起了郾城文化促進會（實際上是黨的辦事機關），還創辦了一所平民子弟小學（實際上是黨領導下的少年先鋒隊），我是第一批進入平民子弟小學讀書的。哥哥經常帶領我們到城關區、漯河鎮和近郊農村向青少年教革命歌曲、演出反封建迷信、婦女解放的話劇和張貼革命標語等宣傳活動。在武漢革命群眾收回外國租界、驅趕洋人的影響下，郾城黨組織動員青少年接管了基督教堂及其附屬醫院，驅逐了洋人。平民子弟小學的大鋼琴就是哥哥等帶領我們獲得的“戰利品”。當時，哥哥指著鋼琴對我們說：“蘇聯革命勝利后，幾乎家家都有這樣一個象牙箱。”哥哥就是這樣用樸素、形象、生動而感人事例教育青少年，使大家很受鼓舞，我就是這時候在趙德風老師的指導下學會彈“國際歌”、“革命進行曲”、“少先隊歌”等歌曲的。
大革命失敗后，白色恐怖很快波及郾城。黨組織有計劃地進行了轉移，不能公開活動的黨員轉入地下和農村繼續堅持斗爭。黨組織決定哥哥和董保重（后被捕叛變）、王修理等堅守平民子弟小學的陣地開展革命活動，哥哥他們聯合國民黨的左派黨員，經過同縣教育局的合法斗爭，終于取得了平民子弟小學和高等學堂合并的勝利，兩校合并改稱為郾城第一完全小學，同時還實行了男女學生同校，這在郾城教育史上是一次革命。為發展團組織，哥哥積極地進行籌建團組織的工作。1928年冬，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在郾城第一完全小學秘密成立，我和田瑞等是第一批加入共青團的。
在白色恐怖籠罩下，我們家成了黨的秘密活動地點，黨員常在這里開會，我的父母和我成了黨的聯絡員、交通員，替他們放哨，傳情報。1928年秋，國民黨在郾城追捕“三趙”（即城東門里的趙伊坪、東大街的趙子眾、城西門里的趙洗白等三個共產黨員）。我和幾個青少年利用敵人不注意的機會混入國民黨縣黨部，偵知敵人很快就要進行大搜捕的情報，迅速告訴哥哥，“三趙”在敵下手之前，安全轉移出城。由于哥哥緊密聯系群眾，國民黨幾次追捕他，都以失敗而告終。如看守東城門的老地保陳文泰利用敵哨兵夜間溜進城樓上抽煙喝酒打盹的空隙，機智地把城門錯開一條縫，便于哥哥深夜進出城門；當國民黨軍警有時驅使老地保陳文泰帶路到我家搜捕哥哥時，陳文泰為了迷惑敵人，故意亂加指點，轉移敵人的注意力，使哥哥安全轉移；還有一次在城門緊閉的夜間，黃包車夫陳遂金用粗井繩系著哥哥墜城而下脫了險。在白色恐怖下，哥哥不畏艱險，堅持斗爭，有時他隱藏在一個僅能容身的樓梯下，用芒席圍著一盞小油燈，刻寫革命的傳單。情況緊急時，哥哥隱蔽在我家兩幢樓房的夾道里，一連幾天吃不上飯，喝不上水，但他仍然在墻上刻下滿懷豪情的詩句。長期的地下工作，哥哥全身染上了疥瘡，行走困難，不得已才轉移到同情我黨的舅父家里的一個糧倉里避難。在舅母和小表妹的得力掩護和精心治療下才痊愈。
1929年，哥哥被黨派到西北軍馮玉祥部做兵運工作。1931年春，哥哥又轉到楊虎城轄屬的西安警備司令馬青苑部工作。由于西安地下黨組織遭受破壞，哥哥與黨組織失掉聯系。1932年春，經朋友推薦到山東新泰縣魯南第四民團軍指揮謝春賢部工作。哥哥和其他地下黨員在魯南民團軍指揮部建立了黨的秘密組織，發展了黨員，在魯南民團軍中播下了革命火種。
1932年，哥哥回到了河南，在敵人統治薄弱的郾城和臨穎縣邊遠偏僻交界處的坡邊村萬壽寺小學以教師作掩護開展黨的工作。他采取靈活的辦法，仿效陶行知的曉莊師范辦學的方法，開民教學。因此，無論校風和學生的成績都有明顯的改觀，既受學生的擁護，也深得學生家長和廣大群眾的稱贊。
1935年，哥哥到杞縣私立大同中學教書。大同中學是著名愛國民主人士王毅齋在我黨的協助下創辦起來的。在白色恐怖的包圍中，哥哥同梁雷、郭曉棠、傅孤侶、楊伯笙、王樂超等黨員同志，團結校內外一批進步知識青年，積極傳播馬列主義，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當時學校中抗日空氣非常熱烈，為了使師生勿忘國恥，收復失地，他們把各教室的名稱改為“烏蘇里”、“哈爾濱”、“黑龍江”、“松花江”等。這個學校一直掌握在黨和進步青年手中，國民黨和蘭衣社分子插不進去，大同中學成為我黨在豫東的活動中心，也是我黨領導下的“左聯”在河南開展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大同中學在學生中成立了學生會、民先隊、讀書研究會等組織，采取演劇、辦書店、出刊物、下鄉宣傳、講演等多種形式，傳播革命火種，開展反蔣抗日救亡活動。哥哥與梁雷、王樂超同志為輔導員，主要編輯是穆青、馮若泉等，每周出刊一次墻報，針對國內外形勢和師生的思想認識開展思想評論，揭露時弊，宣傳抗日。在進步青年作家姚雪垠、蘆焚（師陀）等協助下，還創辦了《群歐》、《蓓蕾》等刊物，哥哥以靈芝的筆名發表詩文，歌頌共產黨，揭露蔣介石反動統治和帝國主義的罪惡，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黨的抗日救國的主張，鼓舞了大批青年。國民黨杞縣反動當局，把大同中學視為“赤化之地”，甚至惡棍警察在杞縣西城墻上貼了“打倒共產黨趙伊坪”的大標語，并揚言要向警察局告發哥哥。然而，大同中學師生們卻非常愛戴哥哥，學生們把哥哥稱為大同中學的“靈魂”。
1936年“雙十二”事變，黨中央的英明決策，使西安事變得到和平解決，迎來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新局面。哥哥決定離開杞縣大同中學，奔赴抗日戰場。當時，哥哥專程去許昌和我見面，他非常興奮地談到，他已接到彭雪楓同志久別后的來信，要他放下教鞭，設法到山東或華北找西北軍開展兵運工作。
1937年3月，在傾向革命、同情共產黨的老同學張維翰幫助下，哥哥進入山東第六區范筑先的專員公署秘書科工作。從此，他在合法身份的掩護下，與張維翰等一起聯絡愛國人士，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并辦起了《抗戰壁報》，張貼在聊城中心的光獄樓下，向人民宣傳共產黨的抗戰主張，揭露國民黨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內”、“不抵抗主義”與倒行逆施。
1937年5月，彭雪楓同志遵照周恩來副主席爭取華北地方實力派各軍和我黨聯合抗日的指示，到濟南為爭取韓復榘開展工作作出部署之后，專程到聊城與哥哥會面，為哥哥接通了與山東省委的組織關系，傳達了黨中央關于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指示和如何爭取、團結范筑先與我黨合作的問題。從此，哥哥和張維翰等在山東聊城專員公署，有領導地對范筑先開展統戰工作。“七七”事變爆發后，彭雪楓同志為了進一步指導魯西北統戰工作，通知哥哥前往太原。哥哥在太原期間如饑似渴的學習了黨中央的重要文件，在返回途中，他轉道洛陽，向我深談了“七七”事變形勢的發展、我黨向全國呼吁團結抗日，紅軍請纓殺敵開赴抗日前線的通電，我黨發出國共合作宣言、以及紅軍準備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等重大戰略決策，同時，還轉達了彭雪楓同志要求我不要再去延安學習，立即投身到華北前線去工作的指示。并具體介紹了彭雪楓同志向他講述的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艱苦卓絕的奮斗史。這一切，對我是一次空前生動、深刻實際的馬克思主義教育，也是一次極其深刻的中國革命前途的教育。
哥哥從太原回到山東后，就調到省委工作。
1937年8、9月間，張經武、張震代表黨中央，來濟南和韓復榘談判。在我黨的努力下，韓復榘同意以第三集團軍名義成立政訓處，并以政訓處名義，創辦第三集團軍政工人員訓練班，哥哥和張友漁、陳北鷗、張郁光、齊燕銘等人擔任訓練班的講課任務。
1937年11月，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軍占領德州、禹城，逼進濟南，形勢十分危急，濟南各官、私報紙相繼停刊。山東省委決定由哥哥以第三集團軍政訓處名義接管山東《民國日報》，和張友漁、齊燕銘、陳北鷗、黃松齡、許德璦等創辦了我黨領導的《救國導報》，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戰主張，宣傳八路軍開赴華北積極配合正面戰場，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極大地鼓舞了山東軍民的抗戰意志。在我黨的影響下，范筑先重返聊城，通電全國守土抗戰。
1937年12月27日，濟南淪陷后，山東省委派哥哥和齊燕銘等同志去魯西北工作。哥哥任魯西北特委秘書長兼統戰部長。哥哥經常到聊城的政治干部學校和軍事教育團講課，深受師生們歡迎。刊登在聊城《戰地文化》第二期上的《論抗日政權》就是伊坪的一部分講稿。哥哥還是魯西北黨的喉舌《抗戰日報》的社論委員會委員，他根據黨的政策方針和抗戰形勢的發展，經常撰寫重要的社論和文章。1938年11月15日，日寇侵占聊城，范筑先和中共黨員張郁光、姚第鴻等數百將士壯烈殉國。魯西北特委在館陶召開擴大會議并發出給全體黨員的緊急信，號召全體黨員和全區抗日軍民緊急動員起來，團結廣大群眾，堅持平原游擊戰爭，堅持抗戰，爭取勝利。這件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性文件出自哥哥的手筆。
哥哥在工作中富有創造性。他精心鉆研馬列主義和毛主席的著作，深刻領會黨中央的指示，結合形勢發展提出戰斗動員的口號，來教育同志、鼓舞群眾，收到很好的效果。管大同同志在回憶哥哥時曾談到：伊坪既有較高的理論造詣，又有豐富的斗爭實踐經驗。1938年正面戰場臺兒莊戰役爆發，為配合臺兒莊作戰，伊坪在指導戰爭、動員群眾參戰創造性地提出“一切為了前線的勝利”的戰斗動員口號，對鼓舞軍隊和地方群眾英勇戰斗，勇躍參戰，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堅持黨的利益第一、個人利益服從黨的利益的原則，是哥哥的座右銘，也是他善于在黨內開展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同志、團結同志共同完成黨的戰斗任務的思想武器。哥哥時時刻刻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從來不顧及個人的安危榮辱和地位，這方面對我影響最深、使我終生難忘。1939年初，魯西北正處在大動蕩之際，最需要黨的統一和團結，最需要黨領導的武裝力量的穩定，和服從黨的指揮，就在這一關鍵時刻，哥哥協助張霖之同志，代表魯西區黨委，運用黨的利益第一，個人利益服從黨的利益的原則，非常巧妙，十分妥善地處理了發生××部隊的兩個黨員領導干部之間的個人問題，從而避免了矛盾的擴大和激化，保持了這個部隊領導層的穩定。我正是從這一次黨內生活中，第一次受到嚴峻的黨性教育。
哥哥雖沒受過高等教育，但他好學上進，十多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堅持不懈，刻苦好學，如饑似渴地攻讀馬列和毛主席的經典著作。同時，他又酷愛文學、歷史和教育學，博覽群書，知識淵博。這是他在白區適應各種情況，進行革命活動的有利條件，也是他有能力在魯西區黨委集體領導中為創造魯西北抗日游擊根據地斗爭中作出重要貢獻的基礎。他在開展黨的統戰工作中，突出地表現出堅定地堅持黨的統戰政策和堅持黨在統戰中的獨立性的原則立場。如1938年5月聊城政工會議對《魯西北五個月斗爭經驗的總結》中，正確處理范筑先衛隊營事件和正確處理聊城失守前后，×支隊個別黨員試圖接受委任，取得所謂“合法地位”，以及在黨內某些同志開始暴露出來的排外的宗派情緒等等，哥哥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從這一些實際斗爭中，使人們認識到伊坪對充分發揮姚第鴻、齊燕銘同志在特委的領導作用的問題，特別是伊坪代表特委前往十支隊和王幼平同志回特委軍事部全面主持魯西北特委轄屬武裝部隊的領導問題等等，集中地表現出哥哥對執行黨的方針政策的堅定的原則性和從實際出發的靈活性，博得了范筑先的高度贊譽和同志們的好評。
哥哥和同志們相處中，堅持以“政治上要光明磊落，經濟上要廉潔，工作上要有高度的責任感，要自覺的遵守紀律”等原則嚴格要求自己。他提出：“共產黨員除黨給予的津貼以外，手里多一分錢就是貪污。”為此，在特委機關和十支隊較早地建立起八路軍的正規財務制度。在統戰工作中，哥哥堅決地貫徹“立場必須堅定”的原則。為了發展魯西北骨干武裝十支隊，哥哥提議乘第三集團軍放棄濟南敗退之機，把流散在魯西南鄉間的槍支通過統戰關系，購買過來，特委據此號召聊城政治部服務員以上的黨員干部每人向黨捐獻一個月的生活費，買下了12挺輕機槍發給十支隊，成立了機槍營。遂后特委乘臺兒莊戰役勝利之機，命令劉志遠同志率機槍營進軍大峰山區與張北平、段君毅同志的部隊會師，為鞏固發展泰西抗日根據地提供了一支武裝力量。1938年5月，毛主席在《抗日游擊戰爭戰略問題》一文中指出：“河北平原、山東的北部和西部平原，已經發展了廣大的游擊戰爭，是平原能夠發展游擊戰爭的證據。”這是毛主席對魯西北抗日根據地所作的高度評價，也是伊坪和魯西北廣大人民奮斗的結果。
1939年初，日寇回師“掃蕩”華北。3月，魯西北區黨委與八路軍先遣隊由冠縣、館陶向東挺進，3月5日與日寇合擊部隊在茌平東北琉璃寺遭遇，激戰一天。下午，直屬部隊轉移時，與先我占據許樓之日軍相遇，遭敵猛襲。哥哥與張霖之、趙鎛、朱則民等乘馬突圍，不幸負重傷墜馬，丟失高度近視眼鏡，行動困難，被日軍所俘。日寇把他捆在棗樹上，澆上汽油點燃，哥哥光榮犧牲。
哥哥不僅是我的兄長，更是我從小走上革命征途的向導！如果說兄弟如手足之情的話，那就是我更多地聽到他的教誨，得到他的批評幫助和熱情的鼓勵；在黑暗中他向我指出曙光就在前頭；在白色恐怖下，他指揮我頑強智斗敵人，為了革命不怕犧牲自己的生命；在生活中，他諄諄告誡我要善于團結同志，共同戰斗；他要求我努力學習，用革命的理論武裝頭腦；在戰爭中，他要我堅定地走上軍事崗位，勇敢地站在戰斗第一線，一切為了戰爭的勝利！正是由于他嚴格的對我兄弟們進行共產主義理想的教育，我三弟趙涵輝、四弟趙超1938年，經彭雪楓同志介紹，毅然奔赴延安抗大學習，之后，他們先后都為人民獻出了生命！一轉眼將近半個世紀了，緬懷哥哥短暫而光輝一生，他不愧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反帝反封建斗爭中英勇的共產主義戰士，是我，也是廣大青年同志學習的榜樣！
哥哥，你死得光榮、偉大，雖死猶榮，永垂不朽。我一定以您為榜樣努力奮斗，完成您的未竟事業，為振興中華，建設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新中國貢獻一切。
哥哥，您安息吧！
本文選自河南省民政廳主辦之《烈士永生》第14集 來源：中國共青團網站（責任編輯：艾慧星(實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