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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二維碼微博二維碼抗日戰爭勝利前夕，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黎明前的黑暗”那段時間，我曾奉命領導博山工委，在博山城區開展黨的地下工作，為博山的解放和接管做了一點工作?，F就記憶所及，把工委的一些情況，作些片段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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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中共魯山地委（亦稱魯中區五地委）成立之后，同年十月間，地委曾在沂源縣的冀莊召開了一次各縣縣級干部大會。當時，我是恢復后的博山縣委組織部長，便和縣委書記李東魯、縣長毛梓材以及縣委其他部門負責人一起參加了會議。會上，地委書記李伯秋同志作了《當前形勢和工作任務》的報告，副書記張敬燾同志介紹了堅持淄河流域對敵斗爭的經驗，對我們有很大的鼓舞和啟發。
就在這次會議上，根據中共山東分局的指示精神，為了加強城市工作，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地委決定重新建立博山工委，并決定由我擔任工委書記，并任博山縣委委員。另派王玉林同志為武工隊指導員。工委的活動范圍是以博山城區為中心，包括三區、六區的工礦鐵路沿線地區。中心任務是發展黨的點線工作，開展黨的地下活動，發動工人運動，爭取敵偽政權，為抗戰勝利，奪取城市作準備。
魯山地委領導對博山工委工作十分重視，李伯秋、張敬燾等同志都分別與我作了個別談話，交待了城市秘密工作的方針仍然是：“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又講了完成任務的方式和方法，進一步明確了工委的隸屬關系，是直接受地委領導，與博山縣委是平等關系。為便于工作的開展，張敬燾和專員徐化魯同志還特意給我介紹了幾個可以利用的關系，并要前屆的博山工委書記李東魯把原來的工作情況詳細介紹給我。就這樣，博山工委在地委直接領導下很快成立起來。
我們回到縣里后，遵照地委的指示，縣委立即決定在縣區兩級干部中，凡能抽調的短槍都要抽出來，讓工委干部和武工隊使用。現在我還記得很清楚，我使用的那支二把接鋼匣槍，就是原池峰區委書記李瑞三同志用著的，據說還是從吳化文的偽四師手里繳獲的。接縣委通知后，李瑞三同志就忍痛割愛，立即轉讓給我。其他單位也很快抽調了十幾支短槍，把工委的同志和武工隊武裝起來。在人員配備方面，除會上定的那些干部外，縣委又把精干誠實，身強力壯的李效德從縣公安局調出，隨我做警衛工作，把一般干部楊長安調任工委會計，負責財務工作。與此同時，縣長毛梓材親自指定，把下莊區的東、中、西三個石馬村的公糧田賦，由工委代收先用，后向縣政府清交結算，根據秘密工作的要求，我也改名叫高鴻升，王玉林改名為宋玉才，對外人們仍習慣地叫我高部長。各方面事情準備就緒后，工委便以根據地為依托，選定比較隱蔽的南沙井為立足點，開始了面向博山城區的敵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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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山工委活動初期的敵我斗爭形勢還是相當殘酷的。雖然就全國來說，日本侵略軍敗局已定，只能進行垂死掙扎，但因博山地處要沖又是工礦區，是當時連接我魯中、渤海、膠東三大戰略根據地的交通咽喉，日軍仍然派有重兵把守。從工委駐地到博山城區的五十華里之內，所有大村鎮和主要交通道口，敵人都安著據點，修筑了牢固的炮樓和圍墻，駐有大批偽軍。距工委駐地較近的北博山鎮，就有偽區公所、警察所和偽警備隊，還有一個日軍小隊長也住在鎮上。村南面的辰巳山上，也駐有一個班的偽軍。洪山口、朱家莊、石馬一帶，駐著偽警備隊的一個中隊，中隊長唐云芳，既是日軍忠實走狗，又暗中勾結國民黨頑固派，是個兩面三刀極端狡猾的家伙。特別惡毒的是，日軍為了割斷博山城鄉之間的聯系，阻止我敵工人員進入城市，除在城里采取“保甲制度”、市民“連坐法”和發放所謂“良民證”等惡毒手段，進行嚴格控制外，又挖空心思，強征民伕，在博山的東、南兩側，建了一條將近百里的所謂“封鎖墻”（淄博礦區遮斷線）。這道墻從南神頭起，經土門頭、八陡、岳家莊等地，直達西河鎮?！胺怄i墻”遇山壘墻，過地挖溝，墻高三米半，溝深五米，寬約五米，并駐有大批偽軍日夜把守?？傊?，狡猾的日軍采取種種惡毒手段，妄圖鞏固其殖民統治，挽救他們即將滅亡的厄運。
但是，日軍的陰謀是徒勞的。有廣大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封鎖墻”擋不住我們，炮樓、據點也只是些烏龜。那么，我們是如何打入博山城區的呢？主要是根據張敬燾、徐化魯和李東魯等同志介紹給我們的關系和前段工委的工作基礎，通過以下幾條秘密點線，逐步滲透到博山城里及其附近的工礦地區：
一條線是，通過家居偽化區而又有“良民證”的兩個半脫產干部——西石馬村的孫春田和王家莊的王化江的關系，與博山城里取得聯系。他們兩人都是共產黨員，政治上是可靠的，在我方又無公開身份，經常駐在家里。我們便決定派他們以探親訪友，作買賣的方式，打入博山城里及工礦區，建立聯系點線關系。孫春田是通過親友關系，到了博山城里下河村，與過去埋伏下的兩個地下黨員孫即文、孫即武兄弟取得了聯系，建立了秘密關系。王化江的岳父是岳家莊的燕登岳。岳家莊靠近黑山煤礦，附近還有一些小煤井，離博山城里也很近，是我們工委活動的理想地區，便派王化江去岳家莊走親戚，和他過去發展的礦工黨員李昌榮、岳福修兩人接上了關系，成為工委的基點之一。由于這兩個基點人數多一些，活動也比較方便，便由我直接領導。
第二條線，是徐化魯同志介紹給我的一個關系——山頭鎮的一個窯工叫張宗順（化名張執正），其公開職業是開設缸磚窯。這人原來是“聯莊會”會員，抗戰初期曾隨徐化魯參加了我黨領導的抗日先遣大隊，后由徐派回山頭做秘密工作。徐化魯向我介紹時曾說過，張宗順是他介紹的個別黨員，以后由于秘密工作需要，參加了博山日軍憲兵隊當便衣。張宗順在山頭有一定的地位，又有憲兵便衣的公開身份，通過他開展山頭地區的工作是很有利的。加之山頭當時已經是全省首屈一指的陶瓷重鎮，工人比較集中，應該列為城市工作重點地區。因此，1944年隆冬季節，徐化魯便捎信給張宗順，讓他到左家峪（現屬萊蕪市）來和我們接關系。張到左家峪后，徐化魯讓我和王玉林親切接待了他。他介紹了山頭鎮的情況，我們研究后認為條件可以，便決定派黨員王振聲（化名王化本）到張的窯廠里去，以當窯短工為掩護，與張共同工作。張宗順接受任務后，便把王振聲秘密帶到窯廠去了。
第三條線，是李東魯介紹給我的三個地下黨員，我記得名字叫孫兆和、孫尚志和孫尚成。他們原來都是樂疃村人，后來遷居博山城里，住在西關街。這個關系由王玉林直接聯系，我只聽他講過一些情況，具體情況記憶不清了。
打通以上這些秘密關系，我們便在博山城里和山頭、八陡一帶工礦地區站住了腳，扎下了根，為開展各項活動創造了條件。根據當時秘密工作的實際情況，我把這些點線關系的每個人都編成秘密號碼，記在一個僅有二寸大小的本子上，隨身攜帶，嚴格保密。在解放戰爭中，我把那個本子和其他一些秘密文件一起，放在一個壇子里，夜間埋在我家西面地里，以便保存。前幾年曾讓孩子們設法找這些東西，可惜由于年歲太久，至今也沒有找到，深感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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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屆工委雖然工作了不到一年，日本侵略軍便宣布無條件投降了，但由于工委是處于抗戰勝利前夕的有利時機，又有李東魯同志領導的前屆工委的工作基礎，加之全體同志冒著生命危險，努力工作，工委的活動還是相當活躍的。當然，由于工委是在敵人的心臟里進行工作，一切均采取秘密方式，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有嚴密的組織和嚴格的紀律，任何疏漏都是不允許的。每進行一項工作，事前都必須詳細計劃，周密布置，絲毫不能麻痹大意。在這種情況下，我作為工委負責人，主要是聽取匯報，決定問題，一般并不直接參與下面的活動，很多工作都是下面的同志去做的。所以，我只能談談個人親身經歷的一些事情。
根據上級要求，我除負責全面工作外，主要是以相當大的精力去爭取上層社會關系。這方面的事例較多，我只談幾個最有代表性的。
博山城里南關鎮，有個偽鎮長叫彭壽承。據初步了解，這個人為人比較正派，在城里有較高的聲譽。據說因為他是博山的大戶人家，才被迫充任偽鎮長的。掌握了這些情況后，我們便通過多方面的關系，親自找到了這個人。起初我只講了些抗戰必勝，日軍必敗的一般道理。他是個知識分子，馬上明白了我的來意，鎮長便提出我們想讓他干什么。我們便坦率地提出請他充當兩面鎮長的要求，表面上仍然為敵方服務，暗中要經常與我們聯系，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務。從此，經常向我方傳遞情報，購買藥品，掩護地下人員，為根據地籌措糧款等等，做了許多有益于抗戰的好事。特別是博山臨近解放時，他曾親自把博山日偽兵力部署的情報送給我們，還約定在我軍攻城前，如果敵人逃跑，他在峨嵋山放三把火為信號，主動與我們聯系，為我軍解放博山起了一定作用。
在八陡鎮和岳家莊，我還爭取過一個日軍憲兵隊的便衣司喬如和三區偽助理員燕錫瑞。司喬如在抗戰初期也參加過八路軍，后妥協回了家，迫于生活，干了日軍憲兵隊的便衣。燕錫瑞是岳家莊的首戶，在當地也算是個上層人物。如果把這兩個人爭取過來，對開展八陡一帶工礦區的工作相當有利。爭取這兩個人頗費周折，我還是從頭說起。
1945年春節前后，我博山縣大隊在岳家莊的南山里活動時，因趕羊人逃跑，羊群丟在山上，縣大隊便誤作敵偽財產，趕回縣大隊駐地。經縣委了解，并不屬敵偽財產，要縣大隊安全喂養，等失主認領。失主就是我工委地下黨員王化江的岳父燕登岳。燕得知羊群由我縣大隊趕去時，就讓王化江去認領。縣委覺得這是我們在岳家莊進行工作的極好機會，便通知由我出面，親自退還給燕登岳本人。當我把羊群交還給他時，他十分感激，把羊群趕回家后，又到南邢找到我，表示謝意。從此，我們便交上了朋友，在我們這方面，當然是為了工作需要，而在他則為報答還羊之恩，這就無形之中為我們打入岳家莊提供了方便。
有了燕登岳的關系，再去爭取燕錫瑞和司喬如就有了方便門路。大約在1945年“五·一” 節前后的一個下午，我們經過詳細研究，周密布置后，便由王化江作向導，我和警衛員李效德都化裝成商人，由工委駐地出發，經邀兔崖西山到朱家莊東，繞過偽據點，翻過北山頂，天黑后到達岳家莊南峪口的一座小廟附近。燕登岳早已在那里等候，稍事寒喧，他說村子里一切都布置停當，不會出事的。說著便帶領我們悄悄踏進了燕家大門。燕登岳也是岳家莊的大戶，房子分前后兩個院，屋內陳設也很講究。當晚他盛情款待，飯后由他事先安排，讓司喬如來這里與我會面。司喬如剛進門還有些驚慌，可能摸不清我的來意。見此情景，我首先轉達了他過去在我們部隊時的老上級張敬燾同志對他的關心，并說我們也體諒他現在的處境。聽了這些話，他才安定下來，并一再表白不得已才干了日軍便衣的。接著，我向他詳細講明了當前的抗戰形勢，指出只要他能改過自新，繼續為抗戰工作，我們還是歡迎的。經過初步教育，他表示愿意棄舊圖新，立功贖罪。看他尚有誠意，我便提出要他以現在的身份作掩護，配合我們的活動，將來我們要派人到八陡、黑山一帶住下來，他必須保證我們打入人員的安全。他說只要我們信任他，一定接受任務，盡力而為，態度還是老實的。
送走司喬如，又把燕錫瑞找了來，相互簡單介紹了各自的情況后，我也對他進行了類似的教育，同時告誡他不要與人民為敵，要利用他在區公所的身份，給八路軍和老百姓作點好事，也給自己留條后路，起個兩面政權的作用，他也表示愿意接受。
與司喬如、燕錫瑞見面后，天已很晚了，燕登岳便把我們領到莊西不遠的一個柴禾園里歇息。這里雖然是草房，屋里還算干凈，床上還為我們鋪了涼席。第二天燕登岳又親自給我們送飯。對當時已六十多歲的這么一位老人的熱情照料，我們十分感激，現在回想起來，心里還是熱乎乎的。
在那里住了兩天，我們便按原計劃返回工委駐地。當我們走到南莊，看到偽自衛團在村外站崗時，李效德便悄悄過去告訴他們，我們是八路軍，讓他們帶路。他們便老老實實地送我們過了太古石橋，然后才回去了。這說明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是愛國的，是擁護、支持我們的。日軍妄想用修碉堡、筑“封鎖墻”的辦法把我們困住，實在是愚蠢的。由于這次任務完成的很順利，在回工委的路上，李效德顯得十分得意。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當我們走到蛟龍村北時，他就割了敵人一段電線，大約有二十多斤，說是帶回去賣了改善生活。走到柴谷峪的山上時，他又扒了兩身神袍，說要把綢子撕下來包匣子槍用。在抗日戰爭的艱難歲月里，我們的工作是那么艱險，生活又是那么艱苦，但大家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是何等的飽滿。
通過對司、燕等人的爭取工作，確實收到了較好的效果。過了不久，就在1945年因山洪爆發沖了博山城的前夜，司喬如果然派了一位叫徐維平的老大爺，專程趕到盆泉村找到我，除帶了司喬如的書信外，還特意送來一張黑山煤礦的草圖，為我們打入該礦提供了條件。正巧這時地委派來的單獨訓練的焦文濤到了博山工委，準備向敵占區煤礦打入。我們認真分析了司喬如的條件和近期表現，認為還是可以信任的，便毅然通過他的掩護，把焦文濤派到黑山煤礦去了。結果進去不長時間，日軍投降了。焦文濤等立即組織了工人護礦糾察隊，開展護礦斗爭，不久，又正式成立了有一百多名礦工參加的工人中隊，我們派工委武工隊長馬修身去當中隊長，焦文濤當指導員，在我軍解放博山時發揮了很大作用。
燕錫瑞這個人表現也不錯。后來聽岳家莊的同志匯報時說，他曾利用偽助理員的身份，掩護過一些地下人員。博山解放后，怕政府和群眾對他發生誤解，李昌榮等還特意把他保護起來，對此他深受感動，便把他僅有的一個兒子送去參了軍。
（四）
在爭取上層社會關系的同時，工委的工作重點當然還是放在逐步開辟的各個基點方面。在工委直接領導的岳家莊、山頭鎮、河東村以及西關街、黑山煤礦等基點，打入的同志經常與工委保持秘密聯系。他們根據工委指示，都做了許多工作。有的發展黨員，建立了秘密黨組織；有的發動群眾，開展了多種形式的對敵斗爭；大多數基點都把搜集敵人情報、搞物資支援部隊作為經常任務，完成的相當出色。這些方面主要是靠基點的同志去做的，我一般不能直接參加，只能聽聽點線匯報，了解些情況，幫他們想些辦法，所以印象不是很深的，只能談些大體的記憶。
在王化江直接聯系的岳家莊，我曾親自去過幾次，情況比較熟悉。除上面提到的與司喬如等打過交道外，那里的地下黨員李昌榮、岳福修等也有過接觸。記得他們經常搞到一些雷管、炸藥、電線等敵人控制很嚴的戰略物資，秘密送到工委，我們再轉送部隊，同時也還給他們一些糧食。他們還經常與工委配合行動，有時懲治罪惡嚴重的漢奸狗腿子。我去岳家莊時，他們更是千方百計配合我們行動。后來我們又把王振聲從山頭調出來，去岳家莊與李昌榮接上了關系。為了便于掩護，他又和岳福修結為仁兄弟。這里有三個地下黨員，工作搞得更有起色了。
在河東村、紅土廠方面，本來是由孫春田同志直接聯系的，因他患有嚴重的氣管炎，工作有時不方便，我便經常派李效德同志去聯系。那里本來就有孫即文、孫即武兩個黨員，后來經工委批準，又發展了紅土廠工人王家錦、王化政、王友和三人入了黨，并由孫春田為他們建立了黨支部，由孫即文任支部書記。在黨支部的領導下，這里的對敵斗爭搞得相當活躍。他們曾裝扮成便衣特務，到博山“進德會”去看了日本人的包場電影，到敵人駐地附近察看地形等等。
張宗順所在的山頭鎮，起初我們派王振聲去幫助他工作，王振聲調去岳家莊后又把部隊來的李德（化名李緒德）同志派去，與張宗順接上了關系。博山臨近解放時，在山頭成立了以李德為首的工人護廠糾察隊，在解放博山的戰斗中表現很好，做出了很大貢獻。另外，據我記憶博山城里西關街有三個地下黨員，當時是由王玉林同志直接聯系，在城郊的樂疃村召開黨員會，布置秘密工作任務。在石炭塢一帶，還有位寧榮同志在那里做了很長時間的地下工作，也有些工人關系。直到1945年春天，我記得曾有石炭塢地下點線的楊玉秀與孫傳錄，到工委駐地南沙井村與我聯系過，他們向工委匯報情況后，領受新的任務，再回到點面上去開展工作。
（五）
前面說過，博山工委組建時，為配合工委活動，地委同時決定成立由工委直接領導的武工隊，由馬修身任隊長，張兆田任指導員。在工委各項工作中，武工隊確實發揮了很大作用。
武工隊長馬修身和指導員張兆田兩人，原來都是部隊的連級干部，是地委直接從部隊調來的。隊員也是從部隊挑選的，個個精明強干，全隊人數一般在20人左右，多時也不超過30人，少時也有十七、八人。武器配備不同于一般部隊，每人都配備短槍一只，是從縣區機關中抽調的。武工隊直接受工委領導，中心任務就是配合工委的行動。平時和工委在一起，住在南沙井的老百姓家里；去敵占區執行任務時，也和我們一樣，化裝成普通農民，攜帶槍支，晝伏夜行。根據工委提出的要求，他們有時集中力量，有計劃地去襲擊某個偽據點，以震撼敵人，鼓舞群眾；有時也和工委配合，深夜去抓出某個漢奸來，對其進行抗戰教育；還有時根據基點打入同志提出的要求，直接派人深入到點線里面去，配合地下黨員，開展巧妙的對敵斗爭。
1945年春節前夕，王玉林同志提出，很想利用過春節的時機，出其不意的搞敵人幾家伙，好讓群眾過個愉快的春節，也讓敵人過個報喪的年關。工委當然很同意。商量的結果，選定了兩個目標，一個是石馬鄉的偽鄉長王某，一個是山頭鎮的劉宗堯父子。那個偽鄉長還不算很壞，尚可教育爭取，而劉宗堯父子卻是山頭一霸，他們靠著日軍主子撐腰，在鎮上欺壓群眾，無惡不作，群眾對其恨之入骨。具體分工時，由于王玉林的姥姥家是山頭，對那里很熟悉，他執意帶隊去山頭抓劉氏父子。
大年三十的夜間，冒著刺骨的寒風，我們從南沙井分頭出發了。臨別時，王玉林詼諧地說：“老劉，可別死啊，明天初一我還等著跟你喝一杯呢！”我也笑著說：“放心，只要你能把我那一家子（指劉宗堯父子）請來，酒我管你個夠！”大家在笑聲中揮手告別。
我帶的一路，很快到了東石馬村，沒費多大周折，武工隊員們便把那個偽鄉長抓了出來。念其尚無多大罪惡，我只對他進行了正面教育，并要他向我抗日政府按時交納公糧田賦，他都一概應承，便放他回去了，我們也連夜趕回駐地南邢村。這時，王玉林等還沒回來，我未免有些擔心。等到快天亮時，他們終于帶著俘虜回來了。原來他們干得很漂亮：我們分手后，他們深夜摸進了山頭鎮，隱蔽到劉家大院對門的一個門洞里。不一會，劉家開了大門，準備去請祖宗財神，開門的正是劉宗堯的兒子。武工隊員們一擁而上，二話沒說，把他狠狠地捆綁起來，接著便闖進正堂，王玉林用槍點住還在床上的劉宗堯說：“八路軍給你拜年來了！”這個家伙早已嚇成一灘爛泥。武工隊員七手八腳，趁勢也把他綁住。在過春節的鞭炮聲中，他們押著俘虜，迅速撤出了山頭鎮。在南邢村會合后，武工隊員們眉開眼笑，我和王玉林陪同他們喝酒，大家互相問好，共同祝賀除夕之夜的勝利。
（六）
在當時的困難條件下，根據秘密工作的要求，會議是很少開的。對下布置任務，一般都是口頭通知，遇有特殊任務，就把點線人員召集到某個地方，當面布置任務。各基點之間不發生橫的聯系，上級召開會議也很少。
1945年的3月份，我代表博山工委參加了魯中區黨委召開的鐵路沿線及城市工作會議。地點就在沂南（界湖）大程莊村里，出席會議的，我記憶中有濟南工委的張洪濤同志，濰坊方面有于杰同志，大約二十多個人。山東分局城工部長楊乙辰和一位姓趙的同志也參加了會議。會議由區黨委城工部長高明宇同志主持，由于他的報告講得不很清楚，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區黨委副書記高克亭同志又重新作了報告。會議總結了地下秘密工作經驗；學習了北京、濟南等地一些地下工作的動人事跡，至今也沒有忘記。于杰同志曾自己出錢，請我們到界湖鎮上去洗澡，現在說這不算什么，而在當時并不容易，所以至今我還記憶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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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博山工委進行著各項秘密工作之際，日本侵略軍投降的消息傳到了博山。浴血奮戰了八年的抗日軍民，無不歡欣鼓舞，奔走相告：“日軍投降了！抗戰勝利了！”當時我的心情更是無比激動。說實話，這在我的思想上是缺乏準備的。在抗戰勝利消息的鼓舞下，博山工委根據上級黨的指示，立即投入了解放博城和接管城市的緊張戰斗。
這時，我八路軍主力部隊已逼近博山城，專員徐化魯也到了博山，準備進城。我們先從根據地到了尖古堆村住下來，在那里籌劃進城的準備工作。一方面與攻城部隊保持密切聯系，另一方面抓緊時機，向各基點布置了配合部隊攻城的任務。
根據工委的統一部署，各基點迅速行動起來。為防止敵人撤退時破壞礦井，李昌榮、王振聲等同志在岳家莊組織了將近40人的護礦糾察隊，把礦上所有的機器、廠房、設備、倉庫等都嚴密看管起來。焦文濤同志領導的黑山煤礦工人糾察隊也輪流站崗，日夜守衛，領導礦工進行護礦斗爭。
與此同時，在河東村黨組織的領導下，也把紅土廠的工人組織起來，里應外合，配合主力部隊作戰。在我軍攻城時，他們主動與部隊取得聯系，除派人為部隊作向導外，還主動承擔了攻打青龍山偽據點的任務。一舉攻克偽據點后，繳獲步槍10余支，將槍立即裝備了40多人的工人支隊。山頭的工人糾察隊，也積極行動起來、站崗放哨，觀察敵人動向，主動維持社會治安，配合我主力部隊，為解放博山掃清了道路。
在博山解放前后，很多廠礦成立了數量不等的工人糾察隊，名堂又很不統一，有的叫護礦隊、護廠隊，有的叫糾察隊，還有的叫工人支隊，等等不一。為了加強對這些工人武裝的領導，我們工委準備成立工人大隊。由于當時時間緊迫，在未經上級批準的情況下，工委決定由王玉林任大隊長，我任政委，統一領導廠礦糾察隊，并均改名為工人中隊，還按不同地區和單位，劃分為一、二、三、四……等工人中隊。但時間不久，上級便派了一位姓劉的同志（以博山黨史部門調查，一名老干部回憶系劉守德同志）來到博山，統一領導博山地區的工人武裝，我們便把工人大隊及所屬各中隊全部交給了他。
1945年10月，工委宣布撤銷。王玉林調到博山市公安局工作，我也被調任淄博特委組織部組織科長。從此，博山工委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作者簡介：
劉惠之：原名劉持恩，曾用名高鴻升。1914年3月出生于山東省博山縣劉家臺村，1938年8月參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時期歷任：博山縣第五分區區委書記、縣職工會主任、博山縣委組織部長，縣委委員、博山縣工委書記等職。離休前任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市農業局顧問等職。1989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