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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二維碼微博二維碼阻李送于，即阻止李仙洲部入魯反共，禮送于學忠部離開山東，是1943年山東抗日根據(jù)地的一件大事。阻李送于行動所以取得成功，于學忠所以愿意不等李仙洲部來到就主動撤出山東，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只從山東八路軍對東北軍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角度切入。
首先簡單介紹一下入魯?shù)臇|北軍概況。
1939年初，東北軍第57軍進入魯南山區(qū)和濱海地區(qū)，1939年3月，于學忠率魯蘇戰(zhàn)區(qū)總部和51軍進入沂蒙山區(qū)，在沂水縣建立了魯蘇戰(zhàn)區(qū)總司令部，除指揮東北軍第51、第57軍外，還統(tǒng)轄國民黨山東省主席沈鴻烈和江蘇省主席韓德勤的部隊。
東北軍第51軍軍長原由于學忠自兼，后由牟中珩接任，轄第113、第114師；第57軍軍長繆澄流，轄第111、第112師。每師以下各轄兩個旅，每旅轄2個團，每團3個營。
入魯?shù)臇|北軍的軍官成份魚龍混雜，政治傾向五花八門。于學忠是東北軍中的名將。西安事變后，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前，將東北軍的指揮權交給于。全國抗戰(zhàn)后，于學忠既要信守張學良對他的囑托，又因張學良被控制在蔣介石手中，實際成為人質(zhì)而不得不服從蔣介石的軍令、政令，因此標榜不紅不藍走中間。在第51、第57軍，軍、師兩級都有秘密的中共工委。在軍官中，既有萬毅、解方、谷牧等中共秘密黨員，也有111師師長常恩多這樣的堅決抗日的人士；既有像第57軍軍長繆澄流這樣的同日偽軍勾結的腐朽、反動的官僚，也有國民黨派來的特務，比如時任魯蘇戰(zhàn)區(qū)總部政治部主任的周復。
東北軍入魯以來，在日偽軍封鎖、“掃蕩”、拉攏、蠶食的嚴酷局面下，由于不能發(fā)動并依靠群眾，經(jīng)歷了一個不斷分化的過程。一些進步力量不堪反動勢力的迫害、壓迫，數(shù)次拉隊伍脫離頑固派的羈絆，后面要提到的“八三”事變是其中最大的一次。而一些腐敗的軍官則過不了敵后殘酷、艱苦的生活，拉隊伍投降日寇當了偽軍，如原繆澄流的副官長李亞藩、原第57軍第112師第334旅旅長、偽滿官僚榮臻之子榮子恒，都先后成為偽軍頭目。
山東八路軍和東北軍的關系大致上以1940年為界，經(jīng)歷了較好、較壞兩個不同的時期，山東八路軍對它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也呈現(xiàn)著不同的特點。
雙方關系較好的時期，在講聯(lián)合的同時，不忘必要的斗爭
自從東北軍進入山東后，山東八路軍對東北軍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即開始進行。
1939年3月11日，中共山東分局制定了“徹底打擊與分化秦（啟榮）部、進一步爭取及穩(wěn)固東北軍，孤立沈鴻烈”的方針。當時，于的總部設在沂水縣上高湖，距離山東縱隊駐地王莊15公里左右。山東縱隊指揮張經(jīng)武曾到上高湖拜訪了于學忠，于也到王莊進行回訪。4月初，于學忠召開魯蘇戰(zhàn)區(qū)高級將領會議，張經(jīng)武應邀出席了會議。
1939年6月，八路軍第一縱隊建立后，徐向前、朱瑞繼續(xù)作對東北軍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他們按照事先的約定，秘密聽取了在于學忠總部工作的秘密黨員解方關于于學忠政治態(tài)度和東北軍情況的匯報。一縱和東北軍之間互派了代表，雙方通過電臺經(jīng)常聯(lián)系。在一次反“掃蕩”中，雙方在魯中一道山溝中相逢，徐向前、朱瑞和于學忠進行了親切的會談，共同研究突圍的方案。
1939年秋，115師師部進駐抱犢崮山區(qū)后，立即對與其駐地犬牙交錯的東北軍第112師展開統(tǒng)戰(zhàn)工作，派參謀處長王秉璋去駐在石河官莊的112師師部拜訪師長霍守義。羅榮桓按照事先約定，在115師師部秘密聽取了中共112師工委負責人谷牧和霍守義的秘書，地下黨員李欣關于112師和霍守義情況的匯報。當時，115師師部的聯(lián)絡科長靳懷剛是一個非常適合于同霍守義聯(lián)絡的干部。他的父親靳云鶚曾當過吳佩孚的副司令，和于學忠有袍澤之誼。他的叔父靳云鵬在北洋政府兩度出任國務總理，同張作霖是兒女親家。靳懷剛和張作霖的部下霍守義早就相識，派靳同霍守義疏通，可以爭論、甚至爭吵，但不致撕破臉皮。為便于靳懷剛作霍守義的工作，羅榮桓又任命靳為后方政治部主任。
這一時期，是山東八路軍同東北軍關系較好的時期。
如前所述，東北軍內(nèi)部成分非常復雜。進步勢力、中間勢力和頑固勢力同時存在。為鞏固和擴大統(tǒng)一戰(zhàn)線，在發(fā)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的同時，必須同頑固勢力進行必要的斗爭。115師政委羅榮桓處理官里莊事件堪稱范例。
12月28日，由中共領導的臨（城）郯（城）費（縣）嶧（縣）四縣邊聯(lián)農(nóng)民自衛(wèi)團在費縣官里莊開會，邀請由國民黨山東省主席沈鴻烈任命的費縣縣長李長勝參加。李長勝帶了一些保安團闖進會場說：要檢閱自衛(wèi)團，并強令自衛(wèi)團架起槍支，排隊集合，隨后指使其部下開槍，打死自衛(wèi)團干部、戰(zhàn)士6人，打傷20余人，釀成官里莊慘案。
事后，中共魯南地委和四縣邊聯(lián)負責人立即研究對策，并去請示羅榮桓。羅榮桓說：“要抓住這個事件，首先組織群眾到霍守義的駐地游行示威，要求霍守義嚴懲殺人兇手。”有的干部認為向霍守義請愿不管用。羅榮桓說：“李長勝行兇是在霍守義管轄的地盤里。霍守義還是抗日的，雖然他不想得罪他的上司繆澄流，可也不會支持李長勝。我們向他請愿，造成聲勢，下面的文章就好做了。”
由于多方面的工作，羅榮桓對霍守義可以說了如指掌。
第二天，數(shù)百名民眾護衛(wèi)著數(shù)十名死難者的家屬，涌向112師師部，在門外高呼口號，強烈要求嚴懲兇手，為死難者報仇伸冤。
霍守義也感到李長勝此事做得不對，于是派人接見民眾，表示“李長勝制造事端，開槍打人是錯誤的，我們要作調(diào)查”，并答應對死難者家屬發(fā)放撫恤、喪葬費。但是，對“嚴懲兇手”未予答復。
羅榮桓聽取了匯報后說：“現(xiàn)在請愿已經(jīng)達到目的，頑固派輸了理，我們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動，群眾要求報仇雪恨的勁頭也鼓了起來，下面的文章，要轉(zhuǎn)入武裝斗爭，討伐頑固派，攻打李長勝的駐地崮口村。”
于是，魯南地委調(diào)集了24個農(nóng)民自衛(wèi)團，兵分5路，把崮口圍得水泄不通。李長勝據(jù)堅固守，自衛(wèi)團久攻不下。有人擔心霍守義會增援李長勝。這時，羅榮桓寫了一封信到前線說：經(jīng)過前一階段的揭露和斗爭，李長勝破壞抗戰(zhàn)、破壞團結的罪行暴露無遺，已成眾矢之的。霍守義未答應群眾嚴懲兇手的要求，也算對他的上司繆澄流有了一個交代。現(xiàn)在霍是不會公開支持李長勝的。有八路軍主力作你們的后盾，他也不敢援助李長勝。因此，你們要堅定信心，持久圍困，不要急躁，不要硬拼。李長勝總有一天會挺不下去的。
與此同時羅榮桓讓靳懷剛等到霍守義師部進行疏通。霍守義一直按兵不動。李長勝支持不住，于1月31日夜晚狼狽逃竄。八路軍擠走了李長勝，收復崮口，建立了費縣抗日民主政府。
2月7日，羅榮桓、陳光就對東北軍和地方實力派的政策問題，致電中央軍委：“抱犢崮山區(qū)反八路軍頑固勢力已遭摧毀，企圖借東北軍掩護，向我摩擦之費縣政府頑固分子制造官里莊慘案，經(jīng)群眾堅決斗爭，給予打擊而拋棄陣地潛逃，并由東北軍調(diào)解，我全部勝利。”“頑固分子正挑撥離間，使東北軍倒退，企圖造成東北軍與我破裂、對立。我們必須改善對東北軍態(tài)度，給他們中下級干部及戰(zhàn)士以好的影響并密切同他們上層的聯(lián)絡工作，尊重他們，但不放棄我獨立的立場，要打擊其政訓處反共、反八路軍的活動。收集頑固分子的破壞行為，向東北軍主官提出控告，制止其挑撥離間企圖。”
11日，中央軍委發(fā)出由毛澤東起草的復電：“陳、羅七日電今日看到，所取方針是正確的，望堅決執(zhí)行。”“我們的政策分兩個方面，對反共頑固派取堅決反攻，徹底消滅的政策，對一切尚有希望之人取極力爭取的政策。沈鴻烈屬于頑固派，對我百端摩擦，故須在自衛(wèi)原則下消滅之。在打擊沈鴻烈（秦啟榮是其最壞之一部）的斗爭中要注意分化其部下，爭取其尚有希望分子。于學忠與沈鴻烈不同。他是尚有希望的，除對其反共政訓人員應加以堅決打擊外，對東北軍應極力爭取，至少使之取中立態(tài)度。”
盡管115師同李長勝進行了堅決的斗爭，但并沒有影響同霍守義部在魯南的良好關系。反之，如果因強調(diào)聯(lián)合而對李長勝這樣的頑固派無節(jié)制的退讓，使頑固派越來越囂張，統(tǒng)一戰(zhàn)線反而不能很好的保持。后來，霍守義南下蘇北，同新四軍三師仍然保持著統(tǒng)戰(zhàn)關系。
在與東北軍中的頑固派進行堅決斗爭的同時，對于中間派也不能因為強調(diào)聯(lián)合和爭取而放棄原則、一團和氣。于學忠入魯不久便對中共在抗日根據(jù)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表示不滿。為緩和、化解雙方矛盾，徐向前同于學忠進行了一次會談。徐向前回憶道：
雙方先是講了一些聯(lián)合抗日的話，強調(diào)在東北軍和八路軍之間，沒有根本利害沖突，應當團結對敵，接著，他的話題就轉(zhuǎn)入政權問題。他說，你們抗日，就不要搞地方政權了。八路軍是軍隊，不能搞政權。你們也搞政權，我這個省政府怎么搞哇！我說，我們是抗日的軍隊，要搞抗日根據(jù)地，就得建立政權，發(fā)動群眾。有了政權，有了群眾，才好打日本鬼子。而且，不建立政權，我們沒有飯吃。你們的政府，一不給我們糧款，二不給我們槍彈，連應該發(fā)給八路軍的薪餉都不給，我們不搞政權怎么辦？他說，各級政府要由我們委任，不經(jīng)過我們?nèi)蚊荒芩銛?shù)。我說，關鍵在于群眾是不是擁護，我們的抗日民主政權是經(jīng)過選舉產(chǎn)生的，得到群眾真心實意的擁護，這是真正的民主，同你們的委任根本不同。群眾不擁護的東西，委任了也沒有用！圍繞政權問題，雙方針鋒相對，爭論了兩個多小時，未能取得一致意見。因他是我們的爭取對象，我在談話中注意了掌握分寸，留有余地，求同存異，避免把關系搞僵。
談判回來后，八路軍照搞政權不誤。于學忠已經(jīng)知道了八路軍搞政權的理由，他雖然仍然說反對，但實際上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雙方關系較壞的時期，在講斗爭的同時，不忘必要的聯(lián)合
1941年1月6日，發(fā)生皖南事變。此時，東北軍入魯已經(jīng)一年多。在此前后，在東北軍內(nèi)部，腐朽勢力同日軍勾結，進步勢力和反動、腐朽勢力的斗爭加劇，分化加劇，連續(xù)發(fā)生了“九二二”鋤奸、“二一七事件”、“八三事件”。
“九二二”鋤奸：1940年9月15日，57軍軍長兼魯南十七縣游擊總指揮繆澄流派665團團長董翰卿和上校于文清為代表，通過曾當過他的副官長，已經(jīng)投降日寇的汪偽興亞建國軍魯蘇地區(qū)司令李亞藩牽線，與日軍上尉參謀辛修三在隴海路桃林車站密談，達成投靠日軍的協(xié)議。于文清事先向萬毅講了此事，表示自己不愿干這漢奸的勾當。萬毅動員他去充當臥底，以便抓住繆通敵的真憑實據(jù)。于文清回來后，向萬毅講了談判的詳細過程。萬毅和111師師長常恩多商定，扣押繆澄流，拿到證據(jù)，將繆扭送到于學忠總部。萬毅決定9月21日晚繆澄流在駐東盤的軍部看戲時動手。但是，曾參與密謀的營長韓子嘉卻向繆通風報信，繆澄流立即在334旅旅長榮子恒陪同下逃往112師師部。
22日，常恩多和萬毅等通電全國：“繆奸與敵妥協(xié)，人贓俱在。本師長……出于個人義憤和所部擁護，仗義鋤奸。”通電希望“全國各族同胞、抗戰(zhàn)志士口誅筆伐賣國賊投敵漢奸繆澄流”。這就是“九二二事件”。
但是，于學忠卻聽信了繆澄流的惡人先告狀，于24日致電常恩多：“據(jù)繆軍長電稱，你師萬旅在東盤鬧事，實屬不幸！望將事實真相速即報來。”
9月30日，于學忠派政務處長郭維城、參謀處長張佩文到111師調(diào)查“九二二事件”真相，寫了報告。蔣介石收到于學忠和常恩多的報告后發(fā)來電報，斥責常恩多“雖云忠黨愛國，亦難逃犯上誤國之咎”云云，在另一份文件中還指責萬毅“思想左傾”，實際上蔣介石已經(jīng)動了殺機。
“二一七事件”：1940年10月，國民黨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重病的常恩多受到副師長劉宗顏、參謀長陶景奎、331旅旅長孫煥彩、666團團長劉晉武等反動分子的包圍，聽信了他們對萬毅進的讒言，比如說萬毅跑到八路軍的區(qū)政府，叫他們不要給111師提供給養(yǎng)，等等。
1941年2月17日，他們在萬毅到達師部后，下了他的槍，把萬軟禁起來，隨后又向于學忠謊稱萬毅要辭去333旅旅長職務，改任111師附員，萬毅實際成為囚徒。
中共中央對萬毅被扣押十分關切。3月1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朱瑞、陳光、羅榮桓：“（一）請將常部中我們組織此次遭受破壞詳情電告。（二）望設法調(diào)查萬毅及其他被扣的同志及進步分子的下落，并盡力設法營救他們。（三）將常師中還有的組織調(diào)查清楚，將已暴露的同志及進步分子緊急撤退，并收容他們到我軍工作。”
遵照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派谷牧率一個連靠近111師駐地，積極設法營救，但不得其門而入。
以萬毅被扣為標志，111師在“清除左傾分子”的口號下，開始搜捕、殺害進步分子。111師工委書記張?zhí)K平、委員曹健華、電臺臺長李政宣及其妻子被扣押。萬毅的警衛(wèi)員李福海和對萬毅被扣表示不滿的上士胡鐵男等被殺害。中共黨員665團中校團附管松濤被迫撤離。
1941年冬，萬毅被押解到于學忠的總部。1942年2月，日軍“掃蕩”魯蘇戰(zhàn)區(qū)總部，于學忠率總部離開沂水向諸日莒山區(qū)轉(zhuǎn)移時，115師政治部民運科長彭亮遭殺害。
“八三事變”：1942年7月，蔣介石給于學忠發(fā)來電報，要秘密處決萬毅，于學忠認為這樣做不妥，決定對萬毅進行公開審判。
8月2日上午，對萬毅進行軍法會審，給萬毅加上通日本帝國主義、“雙十二”事件從犯、“奸黨嫌疑”等三條罪狀。
同日，常恩多病危，委托曾當過張學良秘書的總部政務處長郭維城在他去世后掌握這支部隊，并交給郭一張紙條，上面寫道：“務要追隨郭維城，貫徹張漢公主張，以達到殺敵鋤奸之大欲。本師官兵須知。常恩多。八·二”
當晚，郭維城去看萬毅，告訴他，將在常恩多逝世后舉事，以實現(xiàn)張學良的主張，屆時將派人來接萬出去，請萬幫助掌握部隊。郭走后，萬毅考慮，從法官宣布自己的三條“罪狀”看，肯定要判死刑，執(zhí)行就在這幾天；而郭維城舉事成功概率很小，且茲事體大，并未征求中共山東分局意見，于是，當夜越獄，向中共山東分局報告。
3日，于學忠得知郭維城事先曾去看望萬，向郭查問。郭怕事發(fā)，同常恩多商量后，決定提前于當天在甲子山區(qū)址坊舉事，史稱“八三事變”。
5日，山東分局聽取萬毅匯報后研究對策，認為事變是蔣介石分裂倒退政策逼出來的，性質(zhì)是正義、進步的，應予支持。但因缺乏群眾基礎，且反動勢力很大，估計部隊可能出現(xiàn)混亂。分局決定立即派萬毅和曾在該部工作過的王振乾到該部協(xié)助常、郭掌握、穩(wěn)定部隊。
由于舉事倉促，成分復雜，6日、7日，部隊大部嘩變，叛變分子釋放了被扣押的反動軍官劉宗顏、陶景奎、劉晉武。他們立即進行反撲。常、郭率余部2000余人撤離駐地甲子山區(qū)，進入濱海抗日根據(jù)地，途中常恩多病逝。山東分局決定該部番號不變，仍稱111師，由萬毅任師長，郭維城任副師長兼政治部主任，王振乾任政治部副主任。
皖南事變后，在山東的東北軍內(nèi)部斗爭和分化加劇的同時，頑固勢力氣焰囂張，同八路軍摩擦的事件劇增，接連發(fā)生了邵疃事件、黃疃事件、邊聯(lián)事件、溝洼事件、銀廠事件。八路軍和東北軍關系轉(zhuǎn)壞。
邵疃事件：1941年1月，頑固派李衍修、許樹聲等部越過莒日公路南下，侵入日照幾個區(qū)。23日，中共領導的日照縣抗日武裝將李、許等部包圍于邵疃、山子河等地，孫煥彩率部側(cè)擊日照縣抗日武裝，造成30余人犧牲。
黃疃事件：3月2日，111師又策反了山東縱隊二支隊獨立營朱信齋部，殺害山縱派入該部的教導員董振彩等9名干部和日照第七、第九區(qū)地方干部近百人。
邊聯(lián)事件：東北軍112師683團團長張本枝于1941年4月25日糾集地方頑固派王洪九、李以錦等部2000余人，乘日軍“掃蕩”之際，侵占魯南臨郯費嶧四縣邊聯(lián)地區(qū)，燒殺搶掠，活埋中共地方干部和群眾77人，劫走民兵槍械2000余支。
溝洼事件：與邊聯(lián)事件同日，111師在常恩多默許下，偷襲駐溝洼的中共日照縣委和縣政府，日照縣委和政府有8名工作人員犧牲，3人被俘。
銀廠事件：10月27日，張本枝又勾結王洪九偷襲四縣邊聯(lián)的銀廠村（今屬蒼山縣），魯南軍區(qū)政治委員趙镈突圍后又返回處理一份機密文件、不幸與許善修等10余人被俘。11月13日，趙镈等被殺害，史稱銀廠事件。
面對東北軍中頑固勢力的挑釁和進攻，山東八路軍本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實施了必要的反擊。但是就在這關系緊張的時候，也不忘必要的聯(lián)合，注意了“有理、有利、有節(jié)”和區(qū)別對待，有打有拉。
八路軍的反擊具體表現(xiàn)為三打甲子山。
1942年8月14日至19日，115師發(fā)起第一次甲子山戰(zhàn)役，協(xié)助事變后的111師收復原駐地甲子山。于學忠很快任命孫煥彩為111師師長。這樣，山東就出現(xiàn)了對立的兩個111師，以萬毅為師長的111師于是又稱新百十一師。10月初，孫煥彩部占領了甲子山。115師組織第二次甲子山戰(zhàn)役。不久，日偽軍進行“掃蕩”。大敵當前，八路軍為避免兩面作戰(zhàn)，撤出了戰(zhàn)斗。
11月間，山東八路軍準備發(fā)起第三次甲子山戰(zhàn)役。11月30日，朱瑞、羅榮桓、陳光、陳士榘就對東北軍的對策致電毛澤東、王稼祥、葉劍英并彭德懷、滕代遠：“（一）我沂蒙地區(qū)對東北軍不宜逼近，應對之實行疏通，求得緩和。（二）百十一師叛部趁敵向我‘掃蕩’再奪我濱海甲子山區(qū)，并不斷深入我中心地區(qū)搶劫財物，捕殺我之工作人員，決給予反擊，收復甲子山區(qū)，并配合我對泰（安）臨（沂）路北各地方勢力的統(tǒng)戰(zhàn)活動，求得軍事活動不致擴大。（三）甲子山區(qū)被百十一師叛部控制，威脅我濱海中心地區(qū)，對魯南反敵蠶食鞏固沿海某些地區(qū)均不利，且使我主力限于不易機動地位。（四）為應付山東將來情況的變化和不致造成我軍與東北軍的對立，擬以百十一師萬毅部面目出現(xiàn)收復甲子山區(qū)，我則以調(diào)節(jié)面目出現(xiàn)，使此事件盡量成為局部地方性來解決，并以資疏通關系。”這一電報提出：在講斗爭的同時，注意到有理、有利、有節(jié)，把斗爭限制在一定范圍，在打擊孫煥彩的同時，對北沂蒙的51軍實行疏通，并拉攏孫煥彩部劉晉武任旅長的333旅。
1943年1月10日，羅榮桓、陳光、陳士榘致電中央軍委和集總：“收復甲子山區(qū)反頑戰(zhàn)役，在打擊最頑固的孫煥彩331旅，分化拉攏劉晉武333旅之方針下，經(jīng)半月，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完滿結束。”
甲子山戰(zhàn)斗后，山東八路軍加強了對東北軍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爭取同東北軍共同對敵，力圖緩和因甲子山戰(zhàn)斗而引起的緊張關系。
1月28日，朱瑞、羅榮桓、陳光致電劉少奇，報告山東情況。對統(tǒng)戰(zhàn)工作，電報寫道：“最近已將統(tǒng)戰(zhàn)部重整，將向于、李積極進行疏通工作，以一切方法直接打通與各友軍的聯(lián)絡，除用報紙表明我對堅持山東抗戰(zhàn)及對李部入魯態(tài)度外，擬以陳、羅名義向朱彭請求轉(zhuǎn)重慶軍委會。令于學忠與我打通聯(lián)系，此處擬于舊歷年在山東各地普遍召集各界聯(lián)歡會，擴大我軍影響。”
3月1日，中共中央山東分局致電中共中央，提出對吳化文等部的對策。電報說：“第四師吳化文投敵后，東京已廣播吳投敵后談話，公布吳為和平救國軍山東方面軍總指揮。傳說51軍軍部被吳解決，這是魯中形勢一重大變化。”“如果他討伐東北軍，我應爭取東北軍共同作戰(zhàn)，從而恢復與51軍關系，逐漸造成對我有利形勢，現(xiàn)魯中軍區(qū)已寫信與百十四師聯(lián)絡。”
3月20日，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和115師政治部發(fā)出關于友軍工作的指示，指出：在“敵最近連續(xù)‘掃蕩’于學忠戰(zhàn)區(qū)”的形勢下，“我應對友、頑展開全面的疏通團結工作”。“指示”提出4項對策和措施：（一）各地友軍，不管過去對我們關系如何惡化，目前皆應利用一切關系，寫信、派人與之聯(lián)系。在各種會議與報刊上，我們應提出愿與一切友軍恢復舊誼，精誠團結，度過最后難關。這一工作必須不急求功，要有耐心。（二）友軍遭敵‘掃蕩’時，我們應有力地予以配合，但不應過于集中使用兵力。友軍的傷兵、散兵，予以有效醫(yī)治。收集來的友軍資財全部退還，友軍接近我根據(jù)地時，盡力予以幫助。（三）在敵‘掃蕩’中，友軍放棄的地方，我應相機以小股部隊予以控制，但不必馬上建立民主政權。友軍存放的資財，我們一點不動。友軍回來時，應主動與其聯(lián)絡。某些陣地他們非要不可，否則將有礙大的團結時，我們可作某些讓步。讓步時可大量張貼標語，申明愿與一切友軍恢復舊好。（四）如個別友軍無端向我挑釁，我應盡量忍讓，勢非摩擦不可時，應先報師及軍區(qū)批準，才能實施（當然我們自衛(wèi)的立場是不改變的）。
“指示”指出：“這一工作應以東北軍為主要對象。最近魯中軍區(qū)在吳化文投敵后，已與百十四師互通函信。魯南軍區(qū)在友軍退走后，相機收復大爐。51軍開始提出非回大爐不可。我婉辭交涉，說明大爐是我舊駐地，是萬（春圃）支隊長家鄉(xiāng)。后我將友軍存放大爐之資財全部送還，乃作罷。估計李部入魯一時不易實現(xiàn)，于部在‘掃蕩’中遭嚴重損失，目前大小地方實力派都存在困難的情況下，這一工作可能收效。”
“指示”要求各地訂出具體執(zhí)行計劃，并將布置情形及成果。經(jīng)驗及時報告。”
三打甲子山以后，山東八路軍對東北軍主動、細致、真誠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不僅彌合了三打甲子山后雙方的緊張關系，而且促成了阻李送于戰(zhàn)略決策的實現(xiàn)。
充分認識和利用于李矛盾，制定阻李送于戰(zhàn)略決策
自從于學忠率部進入山東后，就和國民黨山東省主席沈鴻烈產(chǎn)生了尖銳的矛盾。這一矛盾是國民黨內(nèi)部頑固派和中間派矛盾的反映。
據(jù)長期擔任于學忠副手，曾任51軍軍長和山東省主席的牟中珩回憶，1941年，沈鴻烈企圖聯(lián)合山西的閻錫山、河北的鹿鐘麟共同反共，遭到走中間道路的于學忠的抵制。沈鴻烈派刺客在于學忠行進途中扔手榴彈。于迅速臥倒，只受輕傷。刺客隨即跑進八路軍防區(qū)。沈企圖以此挑撥于學忠和八路軍的關系。八路軍識破其陰謀，將刺客交到魯蘇戰(zhàn)區(qū)總部。刺客供稱是受沈鴻烈黨部委員李子虔持沈之親筆信指使。經(jīng)檢查，那封信確為沈鴻烈之筆跡。于學忠乃向蔣介石控告沈鴻烈。蔣介石把沈調(diào)回重慶，任命沈為農(nóng)林部長。隨后任命牟中珩為山東省主席。（據(jù)萬毅回憶，刺客就是“九二二”鋤奸中給繆澄流通風報信的韓子嘉，原任112師334旅667團1營營長。刺客是被當場捉住的。）
沈鴻烈離開山東后，沈系的國民黨軍吳化文部和張步云部先后投降日寇，當了偽軍，并頻繁向于學忠進攻。于學忠部處境日益困難。
與此同時，沈鴻烈在重慶大造倒于的輿論。蔣介石決定把于學忠部調(diào)出山東。
1943年1月初，國民黨方面向在重慶的周恩來、林彪提出，是否可以以李先念部撤到江北作為于學忠部移出山東的條件。周、林將此議向延安報告。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后，認為李先念部無處可動。此議作罷。
蔣介石自然不會同意于學忠無條件撤出山東，于是決定讓在皖北的李仙洲部入魯接替于部的防務。
李仙洲，山東長清人，黃埔一期畢業(yè)，是蔣介石嫡系中著名的山東籍將領。1938年1月任第九十二軍軍長。早在1939年，為增強國民黨軍在山東的力量，蔣介石密令李仙洲部東開，準備入魯。1941年春，李部由湖北通城北進到安徽阜陽一線。皖南事變后，李仙洲率部一面同新四軍摩擦，一面為入魯做準備。
在阜陽，李仙洲派遣大批人員到山東，同各地方實力派和偽軍聯(lián)絡，有的互派聯(lián)絡人員，交換情報；有的建立無線電聯(lián)絡，有的建立聯(lián)絡站、情報站。山東很多地方實力派和偽軍聽說李仙洲要入魯，紛紛派人到阜陽聯(lián)絡，要求加官進爵，偽軍則要求得到“曲線救國”的護身符。很快，李仙洲便同魯南的王洪九、劉桂堂、魯中的吳化文、厲文禮，濱海的張步云，膠東的趙保原取得聯(lián)絡。國民黨在山東的軍政中心便由山東敵后移動到阜陽。
1943年1月，于學忠與李先念交換未成后，蔣介石命令李仙洲入魯，并晉升李仙洲為第28集團軍總司令。但此時第28集團軍只有一個九十二軍。因此，李仙洲準備將吳化文、劉桂堂等部都擴編為軍。
李仙洲這些動作是在挖于學忠的墻角。于學忠為保持自己在山東的地位，即以山東省主席牟中珩的名義，將山東所有小股地方武裝統(tǒng)編為縣和專署的保安隊。同時對同李仙洲眉來眼去的駐濱海北部的保安第2師張步云部，以不聽指揮為由，進行討伐。至此，于學忠和沈鴻烈的矛盾便演化為于學忠和李仙洲的矛盾。
1月27日，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和115師提出對李仙洲入魯?shù)膶Σ撸骸耙詮娬{(diào)疏通團結為主，鼓勵與推動它與敵積極作戰(zhàn)，對其非友好行為，多用善意批評態(tài)度，除萬不得已不要輕易使用武裝反擊。”“我各兵團在日寇大‘掃蕩’下，須利用李部入魯遭受困難，東北軍自身難保之際，有力地進行疏通團結，減輕軍事行動，軍事上嚴守自衛(wèi)原則，靜觀變動。”
3月初，李仙洲的主力越過隴海路進入魯西。3月上旬，李部第142師越過津浦路進入魯南。6月，國民黨利用共產(chǎn)國際解散的時機，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西北，胡宗南準備閃擊陜甘寧邊區(qū)，在華東，李仙洲加緊了入魯?shù)牟椒ァ?/span>
李仙洲入魯近半年來，其第142師進入魯南后，打著“驅(qū)逐逆流，收復失地”的口號，勾結劉黑七，進攻并強占魯南抗日根據(jù)地的山亭、白彥、大爐等要地，摧毀抗日民主政權，殺害民主政府干部，還揚言要把八路軍攆到老黃河以北去。
經(jīng)過靜觀，山東八路軍領導一致認為，對于李仙洲部入魯反共應予阻止。7月4日，羅榮桓、朱瑞、黎玉、蕭華致電中央軍委和集總，報告了阻李送于的部署：“對于部西開不加箝制，并在一定條件下給予便利。對李部東進北上，盡量遲滯其時間，并在自衛(wèi)原則下，乘其伸入我根據(jù)地立足未穩(wěn)之際，予以殲滅一部之打擊，但不放松與之政治疏通及擴大敵頑矛盾。對于于部附近之地方部隊，爭取可能爭取者，殲滅某些最堅決反共部分，力求控制魯中山區(qū)及莒日諸間山區(qū)……”
7月1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復電山東分局；“同意你們對付于學忠、李仙洲的方針。”
這一期間，于學忠決定，不等李仙洲前來接防便撤出山東。他按照同八路軍的約定，在撤離時，以煙火為號，八路軍即去接防。于部則經(jīng)坦埠、舊寨，通過魯中根據(jù)地八路軍的防地，撤往魯西和魯南，轉(zhuǎn)道至安徽阜陽。沿途，八路軍籌備糧草，予以歡送。
對于于部撤走后空出來的沂魯山區(qū)和諸日莒山區(qū)，山東八路軍搶在這些防地周圍的日偽軍之前予以控制和占領。
7月26日，羅榮桓、黎玉向中央軍委和集總報告：“我們四日部署，由魯中、濱海各以有力一部分別恢復沂山、五連山區(qū)。本月初，部隊開始出動，后與土著、敵軍及偽軍共計戰(zhàn)斗十余次，目前第一步任務已基本完成。魯中部隊除控制北沂蒙百十四師地區(qū)及占領沂山大部，并以有力一步伸至青沂路東，占領原百十三師地區(qū)之大部。濱海部隊完全控制日莒諸間五連山、馬耳山地區(qū)。因張步云投敵，配合敵偽向我‘掃蕩’，部分地區(qū)得而復失。共計俘虜及和平爭取人槍將近兩千左右。現(xiàn)正鞏固既得陣地，并繼續(xù)向空隙地帶發(fā)展，以求部分貫通各戰(zhàn)略區(qū)之任務。”
占領沂魯山區(qū)和諸日莒山區(qū)，大大改善了山東八路軍對敵斗爭的戰(zhàn)略地位，為在山東實施局部反攻創(chuàng)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阻李送于的決策所以能夠?qū)崿F(xiàn)，山東八路軍對東北軍長期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起了重大作用。
于學忠撤出山東后，被蔣介石免去魯蘇戰(zhàn)區(qū)總司令職務，改任軍事參議院副院長這一閑差。抗戰(zhàn)勝利后，蔣介石給了一個總統(tǒng)府戰(zhàn)略顧問委員會委員的官銜。1949年初，蔣介石脅迫他去臺灣，他避居四川鄉(xiāng)間，準備迎接解放。
新中國建立后，他曾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員、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國防委員會委員。1964年病逝，享年7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