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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二維碼微博二維碼一、于子元來到魯西南
一九三四年，魯西南的勞苦大眾，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國民黨的橫征暴斂和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使他們饑寒交迫，度日如年。是年初，共產(chǎn)黨員黨于子元來到菏澤、曹縣交界處，他身穿長衫，頭戴禮帽，圍著圍巾，騎著自行車，以賣卷煙為名，走街串巷，對魯西南進行了全面考察。
于子元同志認為：安陵集一帶，地處三省（山東、河南、河北）五縣（菏澤、曹縣、東明、考城、長垣）交界處，“飛地”（即本縣境內(nèi)有外縣的村莊及土地）較多，沒有統(tǒng)一的行政領(lǐng)導，國民黨的統(tǒng)治力量較為薄弱；這里又遠距縣城，交通不便，消息閉塞，再加上農(nóng)民生活困難，迫切要求翻身，確實是我黨開展工作的好地方。
于子元同志在考察中非常注意發(fā)現(xiàn)進步青年。我出身貧苦，無黨無派，秉性正直。國民黨韓集區(qū)部曾推薦我當鄉(xiāng)長，因我不滿國民黨的所作所為，予以拒絕。我的情況，很快被于發(fā)現(xiàn)，我那時在韓集北門里豐家祠堂教小學。他便到學校找我，先是夜里去，后來白天也去。由于我們很談得攏，關(guān)系日漸密切，常常談到半夜。我們起先談?wù)摰亩嗍菄H形勢，抗日的道理，后又談到內(nèi)戰(zhàn)的情況、國民黨兵多不抗日等，只是沒談共產(chǎn)黨的事。我們談話很投機，關(guān)系越來越密切，外面的人都知道于子元是我的朋友。有時我有事不在校，他就主動替我教課。記得一次，他向?qū)W生講“滿江紅”，從岳飛抗擊敵寇，講到日本占領(lǐng)我國東北，人民如何受摧殘蹂躪，誘導大家向岳飛學習，做抗日的民族英雄。同學聽了他的課，受到了很大教育。
于子元為了更好地與青年接觸，經(jīng)常給一些學生和知識青年寫鳥字。他寫的字一筆一劃都是鳥，這樣，一下子就把鄉(xiāng)村的知識青年吸引到自己的身邊，然后利用這種機會向他們講述一些革命道理。
一九三四年秋，于子元同志雖然回到范縣工作，但仍不斷到菏澤來。為了于子元來去方便，我用了20塊大洋買來一窩蜜蜂，他以教我養(yǎng)蜂為名，經(jīng)常到這里指導我們的工作。
一九三五年底，于子元對我說：“我是做抗日工作的，為了咱倆接觸方便，我們拜成人兄弟吧！”從那時，我們就是仁兄弟了，他做的一些事情，我都盡力幫助。沒多久，于子元的革命活動引起了一些上層人士的注意，就連我的老師蔣中立先生也勸告我：“咱是個窮教員，能有碗飯吃就不錯了！你咋與江澤民（當時于子元的化名）走得那么近呢？他是共產(chǎn)黨的人啊！你跟著他，將來是要殺頭的！……”。不久，國民黨韓集區(qū)部便派李乃元（國民黨員，后被我槍斃）到學校教書，監(jiān)督我和于子元的行動，使我們的活動受到了限制。為此，我便和于子元商量，認為不能再在韓集待下去了。三六年初，縣教育局視察員萬登瀛（萬廣州）來學校視察，我向他要求換個地方，他說：“行！”。不久，我被調(diào)到曹縣胡集小學教書。
二、黨組織的建立及發(fā)展
一九三六年深秋，于子元正式受直南特委劉晏春同志派遣，又來到魯西南。經(jīng)我推薦，于子元被分配到曹縣四區(qū)古營集教書，我倆常利用星期天見面，交流工作進展情況，制定下步工作計劃。
至這年年底，于在胡集對我說：“經(jīng)過一年多的考驗，你對黨很忠誠，我介紹你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從今天起你就是共產(chǎn)黨員了，但你發(fā)展黨員還不行，你先考驗他，發(fā)展誰最后由我來定。”
于子元除發(fā)展我入黨之外，還發(fā)展了安陵集眼科醫(yī)生龔獻亭（菏澤龔莊人）和傅秀峰、傅金燦等，為黨在魯西南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條件。后來，由于工作需要，于子元同我商量，決定安個聯(lián)略點。由我出面，租借寇夢筆家的房子，辦了個私立高小。因為寇夢筆是個地主，曾當過舊政府的縣長和國民黨稅務(wù)局長，這對掩護我們的工作是非常有好處的。于是我當了這個私立高學的學董，聘請郭萬春、王子平等人當教師。這個私立高小就是我們的秘密聯(lián)絡(luò)點。
我入黨后，也開始物色發(fā)展對象，于三七年上半年發(fā)展的有安陵集的程廣學，曹樓的任耀庭和李向田等。
“七·七”事變后，在外地上學的黨員沈建華、王建民等人陸續(xù)回到曹縣，在曹縣建立了曹縣縣委。王石鈞于九月底也從鄉(xiāng)農(nóng)學校回來，與曹縣縣委接上關(guān)系。于子元的組織關(guān)系在直南，他把我們幾個黨員的組織關(guān)系交給了曹縣縣委。王石鈞回來不久，我們在曹縣三區(qū)建立了區(qū)委，王石鈞任區(qū)委書記，程廣學任組織委員，我為宣傳委員。
從三七年下半年至三八年初，黨組織在一些村莊發(fā)展了部分黨員。有萬家的萬子玉、萬崐峨、萬清潔、萬廣義、萬崐嵩、萬某某（萬廣義的叔），沙山寺的張文燦父子，劉崗的劉秀生等，郭寨的郭殿起、張克志、郭登起，大楊湖的杜書潤、杜望之、杜德修、杜義修、杜慶林，武城集的郭炳章、郭穎成，許寺的杜孝義，賈寨的賈連昌，程寨的程元剛，青邱的王萬榮，朱橋的朱廣典，油寨的油秀峰，桃園集的祁憲文，葛寨的王殿想，郭小湖的郭萬春（郭又新），楊堤樓的楊芳江，大麥王的王子平;還有沙窩李、段莊、劉城、龔莊、張莊、張成寨等村莊，這時也都發(fā)展了黨員，有的村還建立起黨支部。
一九三八年春，在開展抗日救國運動的同時，為了更好地培養(yǎng)一批骨干力量，在安陵辦起了青年救國訓練班，吸收了百余名青年學生，劉齊濱、王建民等同志負責講課，我們負責黨組織的發(fā)展工作和生活供應工作。那次訓練班的學員除附近村莊的青年外，還有考城的徐宗輿，曹縣城里的馬子蘇，曹縣東南的孫景林等。訓練班的學員大部分都加入了黨組織。聶治安等二十余名學員隨于子元到王道平的綠林武裝里，配合王道平做思想工作。賈洪志在訓練班沒能加入黨組織，他為了接受黨組織對他的考驗，主動要求到最艱苦的地方去。當時，王力生同志在曹縣縣長王貫一的警衛(wèi)營里當連長，要求組織為他派一個文書，于是縣委決定把賈洪志派去。不到半年，那個連叛變，王力生僥幸逃出，賈洪志同志犧牲。總之，那次訓練班培養(yǎng)出的學員都成為骨干力量。
后一期訓練班有一百多人。一九三八年夏，在大黃集一帶，國民黨軍隊與日本鬼子打了一仗。國民黨軍隊扔到麥棵里許多槍，讓老百姓拾到了。我們大家湊了四十元錢，買了兩支中正槍。因為敵人很多，我們沒法上課，我和王石鈞同志帶著學員，轉(zhuǎn)移到張大樓的五間民房里學習。這一期訓練班生活更加艱苦，吃菜只是點辣椒、韭菜。于子元從那里路過，問我們生活怎么樣？我說：“光吃點辣椒，連做飯的炊事員都餓跑了。”他把兜里僅有的五元錢留給我們了。這兩期訓練班共培訓了三百余名學員，以后都成為我們魯西南的骨干力量，為開辟和鞏固這塊根據(jù)地起了很大作用。
我們黨的工作任務(wù)，一方面是掀起轟轟烈烈的抗日救國運動，一方面是培養(yǎng)干部，發(fā)展黨員，到一九三八年底，我們共發(fā)展了千余名黨員。
三、抗日救國活動的開展
一九三六年底，于子元倡議建立一個農(nóng)民互助會。目的是把貧苦農(nóng)民組織起來，為開展黨的工作打下良好的群眾基礎(chǔ)。“七·七”事變后，這個互助會改名為抗日互助會。在菏澤五師上學回來的李子芳，要求加入互助會，我和于子元都同意，并讓其為抗日互助會寫個簡章。簡章寫好后，我和于子元修改了一下，由李子芳油印出來，在群眾中廣為散發(fā)。恰巧，劉齊濱路過李子芳家，李子芳將抗日互助會的簡章讓劉齊濱看了，他很快找到于子元和我，對我們成立抗日互助會表示贊成，愿意一塊干。劉齊濱是北大學生，在群眾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的參加，使抗日救國活動迅速開展起來。
在抗日互助會的影響下，許多村莊都建立了抗日組織，但是這些組織各自為政，互不聯(lián)系，紀律松弛，沒有統(tǒng)一的領(lǐng)導。鑒于這種情況，于子元、劉齊濱和我分頭做各村抗日組織的工作，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說服教育，大家統(tǒng)一了認識：只有團結(jié)起來，才能抵御日寇的侵略。西邊以郭小湖為中心，（包括白茅、大寨、桃園集等村），成立一個聯(lián)莊會，由郭心齋負責。安陵集一帶建立一個聯(lián)莊會，由唐以山、楊維漢負責。楊集一帶（包括楊花園、馬集等村）成立一個聯(lián)莊會，由張久如、楊永信負責。萬家、武城集、沙山寺成立一個聯(lián)莊會，由郭炳章、張文燦負責等等，這樣，各抗日聯(lián)莊會置于黨組織領(lǐng)導下，開展抗日救國活動。
在我們建立聯(lián)莊會的同時，楊履謙（開明紳士）等也組織了“聯(lián)莊會”，他們以地主武裝為基礎(chǔ)，建立了抗日武裝。我們?yōu)榱藞F結(jié)這部分抗日力量， 于子元、劉齊濱、張耀漢等人分別去做楊履謙等人的工作。最后，大家同意建立一個統(tǒng)一的抗日組織。
一九三八年秋，在安陵集召開各群眾組織代表會議，研究建立統(tǒng)一組織的有關(guān)事宜。我黨提議這個組織命名為“冀魯豫邊區(qū)抗日救國總會”，大多數(shù)代表都表示贊成，只有少數(shù)地主紳士代表不同意，他們提議為“忠義社”，其目的是擺脫我黨的領(lǐng)導。因命名一事，共開了五、六次會，雙方爭論很厲害。最后，劉齊濱說：“為了建立鞏固的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團結(jié)起來，共同抗日，大家都要做點讓步，叫什么名字，不是什么大事情”。結(jié)果，定名為“冀魯豫邊區(qū)忠義抗日救國總團部”。推選劉齊濱為團長，程立夫為副團長，杜惠田為組織部長，楊友三為宣傳部長，何克昌任情報部長，楊履謙任武裝部長，寇夢筆任總務(wù)部長，總團部設(shè)在寇夢筆的家。
抗日救國總團部一建立，前來聯(lián)系工作的同志絡(luò)繹不絕。總團部下設(shè)若干中心村，每個中心村下轄十余個村莊，各村有村救國會。中心村有自己的武裝---抗日自衛(wèi)隊，自衛(wèi)隊的槍支來自民間，還有大刀、長矛等。在抗日救國總團部的領(lǐng)導下，一村有難，大家支援，抵御日寇及偽頑雜的騷擾。同時，還建立了婦女救國會和兒童團等群眾組織。兒童團站崗放哨，婦救會負責接待和后勤工作，抗日救國運動蓬勃開展起來。為了配合抗日運動的開展，總團部辦了一個小報——《民生報》。由嚴會甫任編輯，刊登一些抗日消息和活動情況，地方黨組織的負責同志和一些黨員經(jīng)常發(fā)表文章，激勵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抗日熱情。
抗日救國總團部建立后，活動經(jīng)費十分困難，于是，號召群眾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一些負責同志主動捐糧捐款。有些開明地方士紳也進行了捐糧捐款，如安陵集的韓凌雨，一次捐款二百元，總團部為他掛了一塊“慷慨解囊”的匾，敲鑼打鼓地送到他家。這樣一來，我們抗日活動的經(jīng)費有了保證。
自抗日救國總團部成立后，那幾個地方紳士的代表，只掛個虛名，根本不到團部去。群眾慢慢把“忠義”兩字又去掉，習慣稱之為“魯西南抗日救國總會”。然而國民黨曹縣縣黨部，看到我們抗日救國運動開展得熱火朝天，他們想方設(shè)法，妄圖奪取救國總會的領(lǐng)導權(quán)，派代表與我們談判。國民黨代表有：袁春霆、王子魁、王石村等；我方代表有：王建民、劉齊濱和我。談判時，我們講抗日救國的道理，講國共合作共同抗日。他們態(tài)度非常蠻橫，不聽不理。程廣學等幾個黨員在東屋唱了國共合作歌，他們竟歇斯底里大發(fā)作，高叫“只能說‘榮共抗日’,哪有國共合作！”幾個性急的同志要把他們拉出去活埋了，劉齊濱耐心勸阻，幾個國民黨代表丟下幾張國民黨員登記表，灰溜溜地走了。曹縣國民黨部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于一九三九年春，國民黨曹縣西北辦事處的李克（宗岱）帶著二十多支槍到劉崗抓人搶財物，想給我們一點顏色看看。他們的隊伍一到劉崗，我們的自衛(wèi)隊員便報告說：“有人到劉崗搶東西！”我說：“把各村的武裝集合起來！”一敲銅鑼，我們的自衛(wèi)隊員馬上集合，四面八方一起涌向劉崗，當即繳了他們的槍，有力的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他們在群眾的唾罵聲中，一個個狼狽地逃走，后雖將槍支還給他們，但從此再也不敢到聯(lián)莊會里抓人搶糧了。
四、曹東縣委的建立
冀魯豫邊區(qū)抗日救國總團部建立后，抗日救國運動開展得轟轟烈烈，建立了群眾性的自衛(wèi)武裝，發(fā)展了黨的基層組織。廣大群眾的思想覺悟有了很大提高。在一九三九年初，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四旅代旅長楊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率領(lǐng)一部分主力部隊來到魯西南。同年四月，戴曉東同志受蘇魯豫皖特委派遣，帶領(lǐng)張子正、海燕、馮豪、楊海天、王開基等二十多名干部，也來到魯西南。他們來后，開始籌建魯西南地委和曹東縣委、考城工委，并重建曹縣縣委。
該年七月一日，魯西南地委正式成立（對外稱工作團）：
地委書記：戴曉東
組織部長：王建民
宣傳部長：袁復榮
統(tǒng)戰(zhàn)部長 ：劉齊濱
軍事部長 ：宋勵華
同時，曹東縣委建立：
書記：程力夫
組織部長：程廣學
宣傳部長：楊用信
軍事部長 ：郭萬春
青年部長：孫正民
民運部長：向奉之
統(tǒng)戰(zhàn)部長：劉秀生
曹東縣委轄曹縣西北部、東明東南部、菏澤南部及定陶西部地區(qū)。曹東縣委是菏澤縣委的前身。特別是楊得志同志率部到魯西南后，我縣黨組織也得到迅速發(fā)展。為了便于領(lǐng)導，我們劃分了若干個小區(qū)，建立區(qū)委，回憶當時的情況，大體是這樣：
大楊湖區(qū)：杜義修為區(qū)委書記
武城集區(qū)：萬崐峨、郭炳章、郭穎成先后為區(qū)委書記
青邱區(qū)：朱廣典、朱文學先后為區(qū)委書記
呂溝區(qū)：呂克明為區(qū)委書記
郭小湖區(qū)：郭萬春為區(qū)委書記
田集區(qū)：傅秀峰為區(qū)委書記
安陵區(qū)：寇貞一（寇復儒）為區(qū)委書記
五霸崗區(qū)：油秀峰為區(qū)委書記
馬集區(qū):李念臣為區(qū)委書記
還有楊花園區(qū)等。
在建區(qū)委的同時，我們成立了縣委警衛(wèi)營，王殿想為營長，一九三九年九月改編到冀魯豫支隊五大隊去了。
五、湖西“肅托”事件對魯西南的影響
一九三九年八月，湖西區(qū)黨委錯誤地開展了“肅托”,區(qū)黨委書記白子明命令，要地委書記戴曉東，曹縣縣委書記曹子真和我到區(qū)黨委報到。我們接到通知后，騎著自行車趕到區(qū)黨委駐地---魚臺縣城南于村。我們剛一進村，就碰到三個站崗的（平時只有一人站崗），有一個帶班的人接過我們的通知，讓我們等一等，他向區(qū)黨委報告去了。這一反常現(xiàn)象，是我們意識到，一定出了什么問題，往村外一看，有幾具死尸放在那里。我們問站崗的出了什么事？他說：“馬霄鵬這小子是托匪，昨天把他槍斃了，一共槍斃十四個。”待了一會兒，那個帶崗的人回來說：“跟我來！”我們進了村，就看到三步一崗，五步一哨，荷槍實彈，十分森嚴。社會部（對外稱公安部）張部長接待了我們，他說：“區(qū)黨委出了點事，請大家來開個會，一會兒白子明同志給你們談?wù)劇！?/p>
會議一共開了四天，會后秘書給我們說：“晚上，區(qū)黨委有行動，如果你們沒事，天明你們回去就行了！”我們都想離開這個是非之地，連忙說：“沒事！”未等天明，戴曉東帶著我們倆便回去了。
從湖西回來不久，日本鬼子開始九月大掃蕩，到處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為了對付日寇慘無人道的掃蕩，地委研究決定：一部分同志帶領(lǐng)地方武裝跳出包圍圈，尋機打擊敵人，一部分同志留地方工作，堅持斗爭。王建民、宋勵華和我留在地方，戴曉東、袁復榮、王石鈞帶地方武裝轉(zhuǎn)移到曹東南。由于敵人的力量很強大，我們的武裝力量不能有力的打擊敵人，戴曉東同志帶袁覺民同志到區(qū)黨委回報，要求給予增援。
戴曉東同志到區(qū)黨委后，即被扣留，定了兩個罪名，一曰：以反掃蕩為名，準備配合托匪暴動；二曰：帶著武裝，陰謀行刺。接著捆綁起來，使用了苦刑。
日寇掃蕩還未結(jié)束，湖西區(qū)黨委通過地下交通站傳來一個通知：大意是魯西南地委帶領(lǐng)區(qū)委書記以上干部到區(qū)黨委報到，聽中央要人傳達……。落款是白子明、戴曉東。接到通知，我們的思想壓力很大，但誰也不敢說不去。去就等于送死。有人提議：“找楊得志同志匯報一下吧！”于是，我們到東明找到楊得志同志，楊得志同志說:“我剛從湖西回來，白子明的這個做法是錯誤的。魯西南的干部我了解，沒有托匪，你們不要去，就說我不讓去，這里日軍正在掃蕩，工作非常艱苦，你們不能離開，我馬上向中央反映情況” 。
事隔一星期，湖西區(qū)黨委派了一個加強營來魯西南。這個營裝備較好，每個連都有一挺重機槍，四挺輕機槍。他們剛到定陶東南，就與日本鬼子打起來，直到天黑才結(jié)束戰(zhàn)斗。這個營的任務(wù)是帶魯西南區(qū)委書記以上干部，到區(qū)黨委肅整。營長找到楊得志同志向他做了匯報。楊得志告訴他，魯西南的干部沒有托匪，我了解情況，你回去向區(qū)黨委匯報，就說我不讓去，責任由我付。這個營在此休整半個月就回去了。
十一月，湖西“肅托”事件引起黨中央和山東分局的重視，派羅榮桓、郭洪濤同志到湖西，及時處理了“肅托”錯誤事件，戴曉東同志被釋放。這次魯西南的廣大干部沒有受損失，是與楊得志同志堅持原則，堅決抵制“湖西肅托”的錯誤分不開的。
六、灣楊事件
一九三九年，一一五師三四四旅代旅長楊得志率旅直機關(guān)來到魯西南，對部隊進行了整編。魯西南的廣大群眾為部隊籌糧款，對部隊大力支援。部隊在魯西南打了幾次漂亮仗，保護了廣大群眾的生命財產(chǎn)，人民群眾的革命情緒更加高漲。一些開明士紳紛紛轉(zhuǎn)向革命一邊，如楊履謙、王杰卿等主動地支援我們，捐糧捐款，參加了抗日救國會，共同抵御日寇的侵略。但也有一些地主，以為共產(chǎn)黨成不了大“氣候”，當他們看到抗日救國會開展的轟轟烈烈時，也表面上附和我們，若形勢一變化，他們就離開我們，有的竟反對我們。還有一些頑固地主和反動分子，一直站在敵對的立場上，利用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挑撥離間，造謠中傷。如一九三九年夏，救國會不準種大煙，有些人光顧眼前利益，認為種大煙賺錢，沒有執(zhí)行救國會的禁令，私自種了一些大煙。因為我們?nèi)狈ぷ鹘?jīng)驗，在大煙快要結(jié)桃時，我和劉齊濱帶領(lǐng)救國會的人，用棍子把大煙全部打斷，損害了這部分人的利益，沒能做細致的思想工作，造成了這些人的不滿。還有的地富出身的同志，從家里拿糧拿款，也引起家庭的不滿。三九年八月份湖西“肅托”的影響，九月份，日本鬼子對曹縣、定陶、菏澤大舉掃蕩，冀魯豫支隊又轉(zhuǎn)移到黃河北休整，只有五大隊在魯西南堅持斗爭。由于局勢的急劇變化，又加上述種種原因，一些反動地主及反動勢力蠢蠢欲動。灣楊村楊嗣孝、楊敬嚴，從蘭考小宋莊請來個賣油的安天國，自稱“活神仙”，在灣楊村建立反動會道門組織紅槍會，會部設(shè)在該村。他們利用封建迷信，燒香磕頭，下神符場，蠱惑人心。有些群眾受騙參加了，有些群眾不愿參加，他們就發(fā)動紅槍會的會員到其家去吃飯，群眾叫他們“吃干隊”，脅迫群眾參加。這樣一來，群眾迫于他們的壓力，很快參加了他們的組織，所以，紅槍會組織很快蔓延到周圍幾十個村莊，搞得烏煙瘴氣。
紅槍會成立時，我地方黨組織就進行了工作，阻止紅槍會的發(fā)展，曾多次派人進行教育。安天國當面表示：“組織群眾，積極抗日，”而實際上非常反動，當紅槍會羽毛豐滿，他們暗地與日偽勾結(jié)，積極反共。一次，他們在安陵戲樓集合全體紅槍會的會員，全副武裝，搞所謂“亮兵”。我黨組織很快得到消息，報告地委書記戴曉東同志。地委認為這是安天國向我們示威，是公開反對我們的信號。因此，決定派于子元同志去會場做說服教育工作。于子元同志帶領(lǐng)兩個警衛(wèi)員到了安陵集與安天國作了針鋒相對的斗爭，說的安天國無言以對，才讓于子元在會場上講了話。于子元回來向地委作了全面匯報，認為安天國已不提“共同抗日”的口號，而提出什么“誰違犯了群眾的利益就反對誰”，是針對著我黨“有人出人，有錢出錢，共同抗日”的口號來的，跡象表明他們有可能投降了日偽（實際上已與日偽勾結(jié)起來了），我們必須采取相應措施。
十一月初，安天國到西郭家設(shè)壇符場，發(fā)展紅槍會組織，我們的黨員郭炳章等同志得到消息，馬上向縣委報告，我又找到地委書記戴曉東同志，向他報告了這個情況，并說明了要除掉安田國的計劃，戴曉東同志同意縣委的意見。
當天晚上十點鐘左右，五大隊的一營營長魏新民、政治部主任王石鈞和我，還有郭炳章等帶領(lǐng)部隊趕到西郭家，很快包圍了安天國所在的地主大院。因為院墻高，我們部隊剛建立，武器裝備差，院內(nèi)有紅槍會的武裝抵抗，一時攻不進院子。安天國從房頂鉆出去逃回灣楊。天黎明時，才發(fā)現(xiàn)安天國已逃跑，部隊馬上撤回。
天明后，安天國集合了上萬名紅槍會會員，拿著大刀長矛，向我們追殺而來。因為紅槍會里絕大部分是受騙的群眾，我們部隊怕傷害老百姓沒有正面還擊，馬上撤離。安天國等幾個反動分子，反革命氣焰十分囂張，到處抓進步人士，殺害共產(chǎn)黨員。他們到安陵集沒有抓到我家里的人，把我的房子全拆了拉走，還把劉齊濱的房子燒成灰燼。
紅槍會開了萬人大會，把我黨的干部寇復儒、程留金、張東嶺、劉貴修等五位同志當眾殺害，慘景目不忍睹。他們?yōu)榉亲鞔酰瑸樗麨椋礁鞔謇账麇X糧，并讓周圍幾個村的人為他們站崗放哨，害得廣大群眾好苦。
灣楊事件發(fā)生后，我地委、縣委以及抗日救國總會的同志，無法在安陵一帶堅持工作，就到韓集以南活動。直至一九四零年夏，新三旅八團團長龍世興同志來到魯西南，平息了灣楊事件。匪首安天國、楊敬嚴逃跑，一些受蒙蔽的群眾覺悟過來。
七、菏澤縣委及縣政府的建立
一九四零年四月一日，冀魯豫區(qū)黨委成立，張璽任區(qū)黨委書記。區(qū)黨委轄三個地委：一地委在南樂、內(nèi)黃一帶；二地委在濮縣、滑縣一帶；三地委就是魯西南。這時魯西南地委由蘇魯豫區(qū)黨委轉(zhuǎn)過來，地委書記仍是戴曉東同志。區(qū)黨委成立后，地委決定分批返回魯西南。第一批回來的有王建民、宋勵華、向奉之等同志。這些同志返回魯西南后，看到紅槍會的頭目十分猖狂。他們唱兩臺大戲，戲臺下搭了神棚，張莊的張二大頭坐在神棚正中，桌上擺滿酒菜，一邊吃喝，一邊看戲，得意忘形。為了給敵人一點顏色看，宋勵華同志化妝成老百姓，把張二大頭當場擊斃，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接著，第二批干部全部退回來，于一九四零年七月，地委在劉崗決定取消曹東縣委，建立菏澤縣委。
菏澤縣委的人事安排如下：
書記：程力夫
組織部長：程廣學
宣傳部長：囯啟明
縣委建立后，主要任務(wù)是恢復黨的基層組織。在日寇掃蕩前夕，曹東縣委已有一千多名黨員，因日寇掃蕩，土頑及紅槍會組織的破壞，我們的黨組織處于癱瘓狀態(tài)。有的黨員無法在家，躲到親戚家隱藏起來，有的黨員革命意志薄弱，跑到紅槍會里去了。有些堅強的共產(chǎn)黨員見我們回來后，主動與我們聯(lián)系，匯報情況。有些黨員不愿再干了，多次與他們接關(guān)系，他們也不愿見面。大多數(shù)黨員于縣委接關(guān)系后，繼續(xù)進行革命活動。
縣委會決定，為了澄清縣內(nèi)黨員的情況，對每個黨員重新登記，由縣委成員分片負責，對每個黨員進行個別談話，根據(jù)他們的態(tài)度和前段的表現(xiàn)情況，確定是恢復關(guān)系，還是清除出黨。經(jīng)過縣委全體成員的努力，沒有多長時間就澄清了全體黨員的基本情況，有三分之二的黨員是好的或比較好的，三分之一的黨員差一些，有的經(jīng)教育才準予登記，個別黨性差不愿干的黨員清除出黨。經(jīng)過重新登記，重新建立了黨支部，純潔了黨的組織。
在恢復黨的關(guān)系建立黨的基層組織時期，我們的工作一般都是在夜間進行。有一次，我和王建民、楊宗法同志白天從安陵集路過，正好安陵集唱著戲，我們的一些同志和村干部見到我們，忙讓我們進棚里喝茶。敵人很快發(fā)覺了我們，張小羅卜盯住了我，甩不掉他。我讓村干部拉著王建民趕快走（敵人不認識王建民），我裝著到高粱地里小便，對楊宗法說：“把槍壓滿子彈，我在前，你在后，他要動手，你就干掉他。”我們剛走不遠，楊宗法就把他槍斃了。第二天，劉齊濱同志寫了個布告，公布了張二大頭和張小羅卜的罪狀，反動勢力受到很大的打擊，人民群眾的革命情緒受到很大鼓舞。
我們確實有一些很好黨員，有一些很好的群眾。記得有一次我去劉城與黨員接關(guān)系，剛進村，碰到敵人正在村里給群眾訓話，我看到敵人已經(jīng)晚了，回頭就會引起敵人的懷疑，沒辦法，我硬著頭皮進了村。這時從人群里走出一個新媳婦，老遠給我打招呼：“表哥，你咋來啦？”我聽有人與我說話，就說：“我來看看你！”讓她領(lǐng)到家去，原來是我們一個黨員的媳婦。她把我領(lǐng)到家，不讓我出門，住在他新房里，夜里把莊里的黨員一個個找來，與他們接上了關(guān)系。
四零年底，魯西南地委分兩批到冀魯豫區(qū)黨委學習，這次學習主要是培訓縣團級以上干部。第一批有王石鈞、宋勵華、呂耀亭、徐宗輿和我，我任這批學員的小組長，在黃河北觀城學習了三四個月。菏澤縣委書記由王建民同志代理（程廣學也是在這一時期回家的）。從黃河北學習回來后，于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建立冀魯豫第三專署和菏澤、曹縣、考城、東垣四個抗日縣政府。
菏澤縣政府人事安排如下：
縣長：宋勵華
行政科長：海燕
民政科長：馮世民
財政科長：呂耀庭（后袁浩）
教育科長：王力生
司法科長：王興之
建設(shè)科長：秦致祥
保衛(wèi)隊隊長：楊建德
公安局長：曹中顯（曹智民）
（四二年劉夢欽任公安局長，曹中顯改任公安股長）
縣大隊：宋勵華任大隊長，程力夫任縣大隊政委，袁萬仁任教導員。
八、 關(guān)于菏澤縣的“反特”
一九四四年麥前，菏澤縣開展了一次“反特”運動。菏澤縣公安局長劉夢欽向我匯報了上級關(guān)于反特斗爭的問題。縣委研究確定，先搞兩個點：一個是安陵集，一個是水牛李。為了加強公安局的力量，增派王耀華（王旭）同志任公安局副局長。這項工作剛一開始，地委通知我和戴曉東同志去邊區(qū)參加參議員會議，會議開了一個月左右，回菏澤后，反特工作已經(jīng)開展起來，很多干部都牽扯進去，連地區(qū)的一些干部也都牽扯著了。當?shù)馗刹咳巳俗晕＃蠹叶几械接悬c騎虎難下。地區(qū)公安局長韓培成向地委書記劉星和張承先同志匯報了情況，地委研究，讓我審查一下這些材料，我看后向地委匯報說：“這次‘反特’和‘肅托’差不多，真正的特務(wù)沒幾個，審查的大都是一些好干部” 。地委同意我的意見，馬上召集了公安股長以上干部會議，反特工作暫停，防止繼續(xù)蔓延，對于已揭發(fā)檢舉的材料，認真審查，發(fā)現(xiàn)錯了的立即糾正，做好善后工作。
一九四五年我任地委組織部長后，第一件工作就是給這些同志做結(jié)論，區(qū)委以上干部的結(jié)論放入檔案，清除后患。
注：程力夫是于子元同志來我市發(fā)展的第一個黨員，菏澤縣第一任書記。他曾先后任魯西南地委秘書長，組織部長，焦作礦物局書記，貴州省煤碳局局長，現(xiàn)已離休。我們曾兩次訪問程力夫同志，這篇回憶錄就是根據(jù)這兩次訪問記錄和錄音整理的，未經(jīng)本人審閱。如有錯訛之處，請批評指正。
——出自《菏澤市黨史資料第一輯》